“回忆过去,将会使我们珍惜革命胜利的今天,珍惜我们的事业;将使我们把过去的斗争历史,同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将使我们气势磅礴、勇敢地迎接更艰苦的、但是美好的未来。”[1]曾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将军,1957年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1968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放,沙家浜从此家喻户晓,名扬天下。
京剧《沙家浜》剧照(作者:高建国,来源:中国军网、国防部网)
星河若出 书香遍地
沙家浜的战斗故事发生在阳澄湖和昆承湖之间的水草芦荡及其东北的淼泉、梅李等地。从地理上看,这里位于相城、常熟和昆山之间。沙家浜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冲积平原,总体地势北部略高,其中镇域东片(原唐市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镇域西片(原沙家浜镇)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全境最高海拔4.85米,最低海拔2.5米,平均海拔3.6米(吴淞标高),大部分农田的高程在太湖平均水位以下,每逢暴雨即患涝灾。沙家浜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低洼,河浜纵横,湖荡密布,芦苇丛生,水面面积占总面积的20.7%。沙家浜气候温和湿润,经济以渔业、农业为本。民国年间民间养鱼已盛,以草鱼、鲤鱼、鲢鱼、鳊鱼等品种为主;渔民漂流各地,常年以捕鱼挖鳝为生。
沙家浜(孟凯 摄)
阳澄湖,又名阳城湖,“在苏州府东北里。上接吴淞江,东流入昆山县界。常熟县南境之水亦流汇焉。吞吐群川,波流浩瀚,灌溉甚溥。东为包湖、傀儡诸湖,皆余流所浸溢也。东北为巴城湖。”阳澄湖是沙家浜的天然水障,没有阳澄湖的水面掩护,沙家浜终是无险可守。
昆承湖,“在常熟县东南五里。长三十六里,广十八里。《水经》云:‘广长各十八里。’无锡以东、长洲以北之水,泛滥而出,汇流于此。昔时分流入白茅、浒浦以达于江。其后诸浦渐湮,湖流亦日狭,土人于滩浅处占为田,而分为泾港,散入于太仓、昆山之界,从七鸦浦、刘河诸口入海。”[2]
隋大业十一年(615),位于今天沙家浜境内的法华庵筑朗城,成为乡民聚居地。后乡民东移,逐渐聚居于尤泾河及语溪狭窄处,搭桥建屋,渐成集市,旧名尤泾,又称语溪。南宋宝祐二年(1254),现沙家浜西片已有横泾、洋澳、毕泽、金泽、三家村、草荡等村,隶属常熟县双凤乡第四十三都莫邪里;东片的唐市隶属常熟县双凤乡第四十三都进贤里。明正统年间(1436—1449),沙家浜分属双凤乡第四十三都进贤里、朗城里、莫邪里等管辖。聚居尤泾河畔的乡民以唐姓居多,对尤泾进一步开发,逐渐繁荣,故改名唐市,隶属双凤乡第四十三都进贤里南一场。
沙家浜人文资源丰厚,近代以来,不仅诞生了出版家、藏书家毛晋,还涌现出复社先驱杨彝、思想家顾炎武,更有何香凝、张治中、谭震林、叶飞、李强等近百位名流贤士在此留下足迹,积淀了深厚的文化遗产。
顾炎武(1613—1682)是我国明清之际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杰出学者,他具有浓厚的民族气节和博大的爱国思想。根据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中自述“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自清军南下后,顾炎武与杨永言、归庄等辅佐在昆山的王永祚义军,参与了闰六月上旬攻打苏州的军事行动,后来也参与了昆山的反抗斗争,“聚粮移檄为久守计”。
昆山起义后,顾炎武败乱之际退避唐市语濂泾。语濂泾,是江南水乡中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在今天的常熟唐市。据载“河长三里,西通黄泾,东接尤泾”。顾炎武在语濂泾的这段时间,除了受到外来的家族矛盾带来的扰乱之外,还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无限辛酸。他与嗣母住在离昆山县城四十里的常熟乡下。顾炎武为唐市邻居陈梅所作的《常熟陈君墓志铭》也记载了这一段经历:“崇祯十七年,余在吴门,闻京师之报,人心凶惧。余乃奉母避之常熟之语濂泾,依水为固,与陈君鼎和隔垣而居……乃未一岁而戎马驰突,吴中诸县并起义兵自守,与之抗衡。而余以母在,独屏居水乡不出。自六月至于闰月,无夜不与君露坐水边树下,仰视月食,遥闻火炮。……无何,城破,余母不食以终。余始出入戎行,犹从君寓居水滨。”
关于嗣母绝食殉国事,顾炎武在《先妣王硕人行状》中记述详细:“又一年,而兵入南京。其时炎武奉母侨居常熟之语濂泾,介两县之间。而七月乙卯,昆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闻之,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敛,又明日而兵至矣。呜呼痛哉!遗言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呜呼痛哉!”顾炎武一生感念其嗣母王氏的教导,树立起矢志不移的反清志向。
顾炎武避居的语濂泾,位于沙家浜的东部。虽然只是江南水乡的一条普通小河,但唐市在明末却是一个文化气氛浓烈,知识分子往来频繁的地方。唐市,旧名尤泾,又名语溪。明正统年间,由唐氏招商成市,故名。明代末年,唐市居住着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杨彝,他的周围汇聚了一大批士人。
顾炎武寄居唐市,除了避兵之外,更是为了躲仇。此间,顾家与里人的纠纷愈演愈烈,从同族亲戚间的矛盾又发展到与里豪叶方恒的矛盾。顺治十一年(1654),顾炎武自唐市迁居南京钟山之下,以远离是非、避乱读书。但是,他又卷入了杀叛仆而入狱案件。事解出狱后,仇人又追杀到南京。顾炎武最终北游,从此不归故里。沙家浜所在的唐市,给他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是激发他报国之志的重要地方。他在为陈梅祝寿时写的《桃花溪歌赠陈处士梅》一诗中,以苦为乐,把语濂泾比喻为可以避秦害的桃花溪。“与君同是避秦人,不醉春光良可惜。春非我春,秋非我秋,惟有桃花年年开,溪水年年流,为君酌酒长无愁。”陈梅的长孙陈芳绩写有《秋日怀涂中先生(亦亭林号)》诗:“把臂十年风雨夕,回思一度一沾襟。”两首诗可以印证出,顾炎武在沙家浜的唐市呆了十年。
可见,沙家浜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避乱、避兵、避仇的地方。
沙家浜所在的常熟,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化繁荣的地方。钱谦益和毛晋也与此结缘。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文学家。世居江苏常熟昆承湖七星桥。毛晋少为诸生。天启、崇祯间屡试不就,遂家居读书、藏书。毛晋和钱谦益都是家产富饶之人。与顾炎武家境衰败不同,毛晋家广置田产,立志于藏书,搜集各地善本秘籍遗书,以高价买下,书籍有84000余册。建有汲古阁和目耕楼。
到民国时期,沙家浜的各种社会矛盾已非常突出。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瓦解。1927年3月,横泾青年石楚材组织成立横泾农民暴动委员会,在唐市、横泾地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活动基本停止。1928年石楚材恢复党组织,率领常熟红军在横泾、唐市、浒浦、赵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它是红军的庇护所。
铁流东进 “江抗”军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1932年3月3日,参加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奉命率领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退守常熟,军部设在唐市。唐市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攻陷上海后,即挥兵西向。沙家浜又成为日军重要进攻方向的要点。日军第十三师团由太仓北部沿长江南岸直扑常熟、福山之间的肖家桥、谢家桥。刚从淞沪前线退至常熟的第二十军,其先头部队第七九八团在梅李以北地区与日军登陆部队遭遇,阻击日军一天。
日军进攻南京军用地图,图中显示淼泉、梅李为日军右翼攻击方向
上海、苏南沦陷后不久,沙家浜军民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游击战争思想,开始探索在沙家浜的水网稻田地带建立根据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常熟东乡地区、吴县阳澄湖、漕湖等地形成了若干游击基点。其中活动在沙家浜基点的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主要在梅李、塘桥地区展开斗争。这些为新四军东进及苏常游击区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久,叶飞、谭震林来到苏南,形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后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江抗”)。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共同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为新四军东进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陈毅会后返回苏南,4月间部署了苏南东路发展的任务:冲破国民党限制,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武装自己,筹措经费给养,壮大抗日力量,同时要求相继创建根据地。
5月初,叶飞率新四军六团自茅山东进,先是在武进戴溪桥会合梅光迪、何克希部,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和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简称“东路工委”)。5月5日,江抗部队1000余人,由戴溪桥出发,越过京沪铁路,经江阴月城,穿过锡澄公路,进入苏南东路。5月中旬,江抗副总指挥吴锟率江抗二路一部,向阳澄湖地区挺进,到达阳澄湖畔的吴县太平桥。江抗主力部队和江南特委领导的常熟民抗、新六梯团、苏北抗日义勇军在阳澄湖畔胜利会师,标志着阳澄湖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即将东进开拔的新四军将士(来源:外冈游击队纪念馆)
江抗到达东路苏常地区后,首先打击匪伪武装。攻克了梅李、何村等伪军据点,在常熟东乡和阳澄湖地区形成了一片抗日游击区。江抗东进,完成了独立自主、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任务,证明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作战”的正确方针。
5月底,江抗回师无锡梅村,途中与日军在黄土塘激烈交战。江抗出东路后首战告捷。这一仗振奋了沙家浜的军民。6月间,江抗以苏常地区为基地,挺进太仓、昆山,直抵上海近郊。江抗与常熟民抗等采用游击战术,利用沙家浜水网地带的优势,频繁出击,打击日伪。6月25日,在无锡与苏州之间的火车小站浒墅关,江抗奔袭成功,大大震惊了日军。受其影响,7月21日,何克希率江抗三路一部和苏北抗日义勇军改编的江抗独立一支队400余人,由常熟唐市,背靠沙家浜的地形优势,向东进入昆山袭击了伪周墅乡公所、自卫团一分团团部和警察分驻所,缴获8支步枪和部分档案卷宗,处决了罪行累累的伪绥靖中队长。8月中旬,江抗主力一部从梅李等地出发,奔袭福山的仲炳炎伪保安团。
江抗东进抗日,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妒恨和恐慌。国民党第三司令长官部奉蒋介石之命,派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进行防堵和挑衅,不惜与日军进行勾结。日军配合忠义救国军的行动,对新四军进行大扫荡。江抗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决定部队向西回撤。江抗与来援的二团在与忠义救国军进行决战前夕,陈毅通过谈判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摩擦战。
青青芦苇荡 抗日好战场
1939年10月初,江抗副总指挥叶飞根据陈毅指示精神,派遣原常熟民抗政治处主任杨浩庐返回苏常太地区,传达指示:“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力西移待机。留在东路部队人员与地方党配合,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由于刘飞伤势严重,已经康复的夏光便与杨浩庐一起到东唐市,找到了东路特委组织部长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等人商议,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来留在东路地区的江抗伤病员和地方党的干部对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是不太明确的。江抗伤病员想的是等养好伤、治好病后重返主力部队,而地方党的干部想的则是等待主力回师再大干一场,都没有想到要自力更生重建武装,在东路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陈毅、叶飞的指示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工作任务和方针,受到很大的鼓舞。
1939年11月3日,由张英主持,特委、县委的领导参加,组织夏光、杨浩庐等在东塘市的破庙里召开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重建武装的问题。夏光提出,要坚持原地斗争,至少要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即四个连的武装,才能控制基点,逐渐巩固发展,迎接江抗主力回师。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继续保留“江抗”东塘市办事处,蔡悲鸿任主任;常熟“民抗”恢复活动,扩充部队,仍以任天石为司令,薛惠民为参谋长,李建模为政治处主任。这样,夏光以36个伤病员为核心走出芦苇荡,在地方党和群众的协助支持下,搞到40多条枪,于11月6日在常熟东塘寺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这支部队也被人们称为新江抗,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前身。下辖四个连400多人。
“新江抗”成立的第二天,就伏击了下乡抢粮的日伪军。这些日伪军没想到会遇到新四军,被打得狼狈逃窜。老百姓则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产党没有走”,“江抗回来了!”不久,陈毅又派新四军老六团的营长陈挺支援“新江抗”,后来新四军军部又派吴仲超、何克希来到了“新江抗”,大大增强了“新江抗”的领导力量。
新江抗的部队在苏州、常熟和太仓一带活动,利用地形伏击日伪军。有一天早上,夏光得知梅李鬼子据点要换防的情报,立即拟定伏击计划。午后,他将部队拉到梅李桥附近隐蔽起来。不一会儿,敌人来了,夏光下令:“打!”顿时枪声四起,全歼鬼子25人,缴获1挺崭新的重机枪和24支步枪。
谭震林到澄锡虞后,决定继续对顽匪马乐鸣和胡肇汉给予打击。由何克希、温玉成、夏光、刘飞等率陈挺部主力突袭西练塘马乐鸣老巢,不料扑了个空;就继续向东南进发打胡肇汉,行至张家浜与下乡日军的汽艇遭遇。敌军上岸,占据要点,用猛烈火力封锁河道。参谋长指挥陈挺派一个连上前顶住,打得相当惨烈,伤亡不小。夜幕渐深,参谋长径直走到阵地前沿,亲自观察动静良久,判断敌人暂停攻击,决定抓住时机撤退。
当晚转移到阳澄湖畔的洋沟溇村宿营。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见自己的队伍来了,乡亲们急忙腾出堂屋,让战士们休息。1940年2月7日是除夕,这天天刚亮,百姓们就拿着鸡蛋、年糕等物品慰问部队。服务团员忙着借门板、长凳和船帆,准备搭个简易戏台,在春节期间与乡亲们联欢。然而新四军的行踪却被日军派出的密探给发觉了,狗腿子急忙跑回巴城据点向鬼子报信。这个据点里驻有60多名日军和百十名伪军,负责指挥的鬼子名叫斋藤。这个家伙经常带着鬼子和伪军在阳澄湖一带抓人、抢掠。新江抗成立后,夏光带领部队多次伏击下乡抢掠的日伪军,敌人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了。斋藤也因此把新江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于除之而后快。
当他得知夏光率部队驻扎在洋沟溇村后欣喜若狂,认为这是个把新江抗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大年三十夜里,斋藤集合了100多个鬼子和伪军,分乘多艘汽艇向洋沟溇村扑来。为了防止鬼子偷袭,夏光在村口设置了岗哨,哨兵是个新入伍的战士,名叫陈锦棠,虽然他责任心很强,但眼睛却有点近视。为了能当新四军打鬼子,他在参军的时候向负责招兵的同志隐瞒了自己的这一情况。此时鬼子已经上岸,距岗哨仅有100多米了,陈锦棠还没有发现敌人。这时恰好连长李超起来查哨,这才发现了敌情,当即鸣枪示警。
夏光听到枪声立即翻身下床,命令特务连和二连抢占有利地形和屋顶制高点正面阻击敌人,同时指挥一连和三连从左右向敌后包抄。敌人占了火力优势,我军则占有地利和兵力优势,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5个多小时。久攻不下,斋藤被气昏了头,竟然登上一块突出的高石,举起望远镜向村内瞭望,当即被我包抄的一连击毙。斋藤一死,敌人失去指挥,纷纷夺路而逃。此战我军共击毙日伪军5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连指导员褚学潜和副连长曹德清等17人先后牺牲。
芦荡火种闻天下 沙家浜里美名扬
进入沙家浜景区,映入眼帘的就是象征新四军伤病员的18棵青松,这些树让大家深受鼓舞,它们代表新四军伤病员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精神和军民鱼水情。沪剧《芦荡火种》与现代京剧《沙家浜》即取材于新江抗建立前后的那段史实。
沙家浜(李亚敏 摄)
《沙家浜》是八大样板戏之一。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1958年根据新四军在沙家浜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原型创作的文学作品。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的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荡火种》进行演出创作。而当时在全国演出《芦荡火种》的剧团竟有31个之多。
1963年,北京京剧团改编了沪剧《芦荡火种》。剧名请毛泽东主席亲自确定。主席曾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由于京剧《沙家浜》的传播作用,“沙家浜”之名家喻户晓,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1971年建立起的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陈列室,三年间共接待参观人员约11万人次。1988年重建的沙家浜革命历史展览馆和昆承湖游泳场开放。1989年又开放了4公顷天然芦苇荡。1991年沙家浜风景区正式挂牌对外开放经营。《新民晚报》称“大上海挤垮了沙家浜”。这里的年客流量到1998年开始翻番到20万人次。
1999年景区从前荡村转归沙家浜镇管理。自2000年起,这里又陆续开发了沙家浜阳澄湖大闸蟹美食节、阿庆嫂民俗风情节、中国常熟沙家浜旅游节、沙家浜啤酒节、沙家浜风筝节、沙家浜红色旅游节、沙家浜湿地节等节庆活动。2005年1月,沙家浜旅游发展公司成立;3月,横泾老街影视基地建成。2007年游客数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2009年成立沙家浜旅游度假区管委会。2010年,沙家浜镇获得“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称号。2013年,沙家浜景区入选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并获批国家湿地公园。2014年,沙家浜景区接待游客210万人次。
沙家浜推出了“以传统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教育游”、以观光休闲为内容的“绿色生态游”、以水产餐饮为特色的“金色美食游”、以古镇文化为重点的“影视文化游”。2004年投资1500多万元修复性建成的横泾老街(沙家浜水乡影视基地),恢复了沙家浜老街、刁宅大院、春来茶馆、江南小渔村等一批红色遗迹,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红色旅游的承载能力,增强了红色景点的可看性和教育性。2006年投资建成的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采用了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和雕塑、绘画以及木刻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进一步增强了展览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沙家浜,这个承载着阳澄湖、昆承湖以及唐市范围内众多的河湾港汊,正在以沙家浜这个历史名片,发挥出新的时代活力。沙家浜的经典,是苏南新四军和人民浴血斗争的经典,是苏南人民奋力拼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典,是中国红色革命事业在新时期花蝶飞天的经典。
参考文献
[1]刘飞手稿.火种——忆“江苏人民抗日义勇军”[M].1959年铅字油印本,自序.
[2]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通志2,都水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8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