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红旗渠及其配套工程全部建成通水;1971年元旦,实地跟拍十年的大型新闻电影纪录片《红旗渠》也在全国上映。周恩来总理观看过这部影片后,激动地对出席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说:“你们看《红旗渠》电影了吗?要组织会议代表看看这部纪录片。红旗渠是人工天河,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林县人民是勤劳的,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十年时间,修成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工程艰巨,很伟大。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1]
红旗渠合计总长1525.6公里,几十万林县人苦干近十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2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挖砌2225万立方米土石修建而成。鸟瞰红旗渠,70多公里的总干渠像一条美丽的蓝色飘带,蜿蜒于雄浑的太行山腰,在分水岭分作三条干渠后,又四散为若干条分干渠、支渠、斗渠。这些水渠又像一条条鲜活的脉络,将奔腾不羁的浊漳河水纳入其中,注入这片极度干旱的土地,滋润着每一片庄稼,染绿了每一处草木,使林县从一个十年九旱、民不聊生的贫瘠之地变成了瓜果飘香、物阜民丰的北方小江南。
水之殇
林县(1994年改名林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处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是个革命老区,也是个山高岭险、沟壑纵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瘠山区县,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荒山就占了一半。这里气候干燥,地下水埋藏较深,蓄水、取水都极其困难。林县境内虽然有浊漳河、淇河、洹河和淅河四条河流,但基本上是过境河,基流很小,又属于季节性河流,冬春干涸见底,汛期却又山洪暴发、泛滥成灾。又因地形特殊,开发利用难度非常大。用河水灌溉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多的时候,连生活用水都要翻山越岭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在林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翻开林县县志,充斥着“旱、大旱、连旱、久旱、凶旱、亢旱……”这些的字眼,可以说,“一部林县志,满卷旱荒史”。据县志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514年间,林县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有时连年大旱,河干井枯,庄稼颗粒无收,饥饿难耐,卖儿鬻女,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光县志记载的“人相食”的年份就达5次之多。
(图片来源:红旗渠纪念馆)
在姚村镇寨底村一座古庙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清光绪五年(1879)所立的石碑,记载着清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林县大旱、民不聊生的情景:“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小米一斗,一千三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难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即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人之中,死有六七……”[2]
桂林镇流山沟村有一块荒旱碑,也记录了清光绪年间,当地大旱之后继以大瘟,死者众多的悲惨情景。
在红旗渠纪念馆里,有一组雕塑再现了一个在林县流传很广的真实故事:民国年间,任村桑耳庄的300多户人家,常年要到村外8里远的黄崖泉担水吃,山高风猛,路窄坡陡,经常有人畜跌伤的惨事发生。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年迈的桑林茂老汉起个大早饿着肚子去担水,一直到天黑还不见回来。刚过门的儿媳迎出村去,接过了公公的担子,天黑路陡,她被石头绊倒,一担水倾倒个净光。本来就租债沉重、缺吃少穿,过年了连口水也喝不上,儿媳越想越羞愧难当,当晚就上吊自尽了。大年初一,满腔悲愤的桑老汉埋葬了儿媳,带着全家人到山西逃荒去了。
当地有一首民谣:“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就是旧社会林县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50万林县人民仍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当时的一个行政区三五万人,却只有几眼水井。每逢干旱时节,井边打水的排成了长龙,有时一天才能挑一担水。井边也常常会发生为争水打架伤人的事。
据《红旗渠志》记载,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村常年人畜饮水困难,有181个村要跑2.5公里以上的路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次,超过农业总用工的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有近4个月时间,都耗在了取水的山道上。
因为缺水,林县人惜水如命,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连洗脸盆也只有烩面碗那么大;因为缺水,卫生条件极差,致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因为缺水,山区生活极度贫困,很多村里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成了“光棍汉”……林县人民的命运与水紧紧联系在一起,缺水的痛苦,成为林县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引漳入林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在红旗渠之前,林县也修建过一些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有修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谢公渠和修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民渠,还有1949年后在林县县委县政府带领下,发扬革命老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修建的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要子街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这些水利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林县缺水的状况,但是水源有限,仍经不起大旱考验,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水资源匮乏的状况。
1959年,林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旱,境内所有河流都断流干涸,已经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池塘见底,土地龟裂、庄稼枯黄。时任林县县委书记、已经在林县工作了五个年头的杨贵心急如焚,严峻的现实让他深刻地认识到,要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现状,要实现山区的农业发展,必须有新的可靠水源,林县没有怎么办?那就得到县外去找!
经过多日徒步调研,杨贵一行终于在与林县交界的山西省平顺县一处峡谷中发现了波涛翻滚、水流湍急的浊漳河。这条河发源于山西省沁县漳源镇,上游有3个源头,还有3条支流在中游汇合,平均海拔1000多米,其间,还有多处地下泉水不断补给,水源丰富,常年流量30立方米/每秒,最小流量13立方米/每秒,就是在枯水季节也有十几个流量,况且其主河道海拔高程比坟头岭(后改称分水岭)高。得到第一手材料,杨贵和同志们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一个即将改变林县人民命运的大计划——“引漳入林”,已经在杨贵心头萌生。
经过反复考察、论证,经过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经过上级的批准同意,经过广泛动员、组织勘探、考察渠线、异地协商……带着“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情壮志,带着林县人民千百年来对水的渴望,引漳入林工程就要在万众期待中开工兴建!
1960年2月10日,林县县委召开广播动员大会,向全县人民发出《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这样写到:
“引漳入林是彻底改变林县面貌的决战工程,这一工程建成,将有20~25个水的流量,像一条运河一样,滔滔地流入我县全境。……这一工程建成,将使我县千年万代的旱地变成水田,无数荒山凸岭变成美丽的果园,沟沟有鱼塘,山坡种稻田,一年种三季,农业产量番上再加番,来往行走都可乘船,从此,龙王大权就掌握在人们的手里了,不仅用渠水浇地,还能用它发电。……它是我县水利建设史上的最大工程。”[3]
《引漳入林动员令》通过广播顿时传遍了林县的城填乡村。人们欢欣鼓舞地议论着、摩拳擦掌地准备着,很多地方的报名人数大大超过分配人数,人人都想要为彻底改变家乡面貌出把力。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清晨,首批3万多人的修渠大军,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从15个公社的山村窝铺同时出发。人们自带干粮、背着行李卷,有的推着小车,拉着锨、镢、钢钎,有的赶着马车,拉着粮食、炊具。夹道欢送的人群中,有一幅标语最为醒目:“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正月里的早晨,寒风料峭,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却带着火热的激情与愚公后代骨子里的顽强,向着太行山出发了。
千军万马上太行(魏德忠 摄)
此后的十年间,林县人尽管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但太行山中铁锤砸钢钎的声音不绝于耳,炸石崩山的炮声一直在隆隆作响,充满力量的号子始终在山间回荡,谱写了一曲当代愚公战太行的英雄交响诗。
鏖战太行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红旗渠工程从酝酿到实施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困难重重,要想打通这条“人工天河”,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建设大军的聪明才智和持续不断的创造力。
面对总干渠1/8000的坡度要求,缺乏测量仪器,林县人就发明了水盆里面支板凳的“盆面测量法”;没有现代化的开山设备,那就一锤一钎的凿;炸药缺口很大,那就用土办法炮制;石灰供应不上,那就就地取材,随用随烧;涵洞、渡槽的拱券任务大,缺乏木料,那就用石头代替木料,创造简易拱架法;渡槽施工,缺乏起吊设备和脚手架,那就制造土吊车代替起重机;山路陡峭,运料困难,那就用箩筐担、小车推,连上学的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在放学的路上运送几块石头。
开山最难的还要数怎样对付那些坚硬的石头。林县一带的太行山属于嶂石岩地貌,崖壁陡峭,都是由硬度很高的石英砂岩组成,树好钢钎,近八斤重的大锤打下去,石头纹丝不动,只是留下几点钢钎印儿。材质欠佳的土制钢钎用不了多久就无法使用。一锤下去如果砸偏,就会砸到扶钎人的手上,顿时鲜血直流。即使是这样,人们也要和顽石决战到底,一锤一钎,一点点凿进,林县人把这叫做“蚂蚁啃骨头”。
对付最顽固的石方,那就先用炸药炸,把山石炸酥了,再用钢钎劈凿。
巾帼不让须眉(魏德忠 摄)
在渠道经过的地方,要先凿出一个平台来,可是仅仅靠人工一锤一钎的凿,进度非常缓慢,那就需要放炮崩山。放炮崩山可是个技术活儿,在坚硬的石头中如何设置炮眼呢?民工们先找准炮眼位置,并打成一个小炮眼,然后在炮眼中放烧炮,烧炮后,再下洞作业,就这样打打烧烧,最后打成直径1米多、深10余米的老炮眼,在炮眼中装上1000多公斤的炸药,进行爆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半座山头应声倒下。至今,在红旗渠的渠壁上,还留下一些岁月沧桑的老炮眼。
被炸掉的山石纷纷滚落,山体上还残留一些摇摇欲坠或大或小的浮石,随时都会掉下来,对在下方修渠人构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安全,必须用人工把浮石一块块剔除掉。于是,崖壁除险队就上场了。
除险队员个个都是攀岩高手。他们身系大绳,手拿、背插钢钎、勾撬等工具,溜着大绳飞下悬崖,再凌空荡起。随着一次次飞荡,他们直扑崖壁,用力的朝山石戳去,一块块浮石就这样被勾撬掀落下来。由于每天大绳拴腰,飞荡摩擦,除险队员们的腰间皮破血出,留下一道道紫红的血痕,时间长了,慢慢就结成了白皮茧子。在山崖间飞来荡去,随时会被飞石砸伤,胆大心细的除险队员从容自如,像一只只雄鹰翱翔在山间。
除险英雄任羊成回忆道:“除险需要三人一组,一人负责把绳,一人下崖除险,一人在地面指挥,哪个任务都不轻松。我的任务是下崖除险,我拴好绳子,手执一根两米长的木杆,背插钢钎、铁锤等工具,下到半空中,四面不挨,人像捻捻转儿似的直转圈儿,转得我头晕目眩。摸索了一会儿,我慢慢找到了窍门,情况才有所好转。我用铁钩子钩住崖壁,用钢钎别石头。”[4]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宝剑锋从磨励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为了改变家乡面貌,舍生忘死,练就一身过人的本领,成为工地上的“守护神”、令人瞩目的英雄。然而命悬一线,危险如影随行,任羊成就在除险时被一块石头砸中嘴部,三颗牙齿顿时横在嘴里,满嘴是血,他强忍疼痛,随手把牙齿抠出来扔掉,继续战斗,直到把面前的险石全部除掉。他第二天又忍着疼痛,戴上口罩,飞荡在山间,投入除险工作中去。多年以后,他依然豪迈地说:“红旗渠是我们拿命换来的……”[5]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修渠工地上,像任羊成这样的英雄有很多。姚村公社井湾大队妇女主任李改云,是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带领大队三百多位民工日夜奋战在工地上。1960年2月18日,临近中午,李改云在现场检查施工进度,突然听见头顶上有碎石滚落的声音,抬头一看,上方崖壁已经裂开一条大缝,塌方就在眼前,崖下还有十几名民工正在埋头干活。李改云连声大喊：“快跑快跑,石头要掉下来了!”民工们听到呼喊,丢下工具四散跑开,一个16岁的小姑娘被吓傻了,一动也不动,李改云奋不顾身冲上去把她奋力推开,小姑娘得救了,李改云却被倒塌下来的土石吞没。经过抢救,李改云脱离了生命危险,却造成她的右腿粉碎性骨折。李改云并没有因伤而退,伤愈不久又拄着拐杖重返修渠工地。
凌空除险(魏德忠 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月月换新天。1960年3月28日,民工发现王家庄渠线隧道的土壁上出现裂缝,赶紧报告已经收工的技术员吴祖太,险情就是命令,吴祖太顾不上休息吃饭,就和姚村公社卫生院院长李茂德一起跑去查看情况。可是刚进入隧洞,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隧洞塌方了,吴祖太和李茂德都没能活着走出来。年仅27岁的吴祖太,是工地上唯一受过专业教育的水利技术员,也是红旗渠施工方案的主要设计人之一,他的牺牲,令林县干部群众极其悲痛,人们永远怀念这位为修建红旗渠牺牲的外乡人。这也是发生在工地上的第一次死亡事故。
在红旗渠纪念馆的一面墙壁上,铭刻着81名干部和民工的名字,他们都是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献出生命的英雄。其中在总干渠建设中牺牲的有73名,在三条干渠建设中牺牲的有8名。81名牺牲者,年龄最小的才17岁,最大的60岁,女性4人。
与伤痛和牺牲相比,更多的修渠人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简陋的居住环境和难耐的饥饿。当时正值共和国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修渠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就铺个被褥住在山洞里或者睡在悬崖边。冷了,垫些茅草;下雨了,就抱着被褥四处打游击。每个人一天只有1市斤左右的伙食补助,这点粮食对于每天轮捶打钎的强劳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主食糠团是红薯片、玉米和糠碾碎后和在一起蒸熟的;稀汤里没几粒米,或者就是几片菜叶子。粮食不足的时候,漳河里的水草、山上的树叶、野菜都被弄来充饥。时任林县副县长兼红旗渠工地总指挥长的马有金时常抱着杯子喝浓盐水,别人很诧异,他说因为喝盐水就容易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
山洞安家(魏德忠 摄)
就是这些食不果腹的林县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毅力在和太行山决战,渠首截流、架通林英渡槽、打通王家庄隧洞、征服石子山、强攻红石崭、闯过老虎嘴、鸻鹉崖大会战……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红旗引领
林县人战太行的征程中,“红旗渠”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令他们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
1960年3月6日至7日,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盘阳村召开。会上,针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进展和施工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县委书记杨贵作了《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引漳入林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清楚完成引漳入林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努力,艰苦奋斗,树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向太行山开战。”
会议进行到最后,杨贵建议:“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杨贵进一步解释说:“红旗象征着革命,象征着胜利。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就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一面旗帜;把引漳入林命名为红旗渠,既表明了林县人民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也表明了县委要力挽狂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前进的坚强决心。”[6]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都说:“好,红旗渠好!”
这次会议,被称为“盘阳会议”,“人们都说,这个会对于红旗渠工程,类似于红军长征时候的遵义会议。”[7]十多年后,杨贵还感慨道:“盘阳会议的战略调整,真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如果不是那样,红旗渠能否建成,不堪设想……”[8]“盘阳会议”凝聚起林县人的共识,提振了士气,鼓足了干劲,全县上下总动员,前方后方打成一片,工地内外群策群力,万众一心保修渠。红旗渠纪念馆记录下这样一段文字:工地为前方,机关、厂矿、农村是后方。为了修渠这个大目标,前后方紧密配合。前方克服一切困难开山修渠,后方各行各业全力支援。机动车辆少,后方往前方运送物资就靠畜力车、小推车、人挑驴驮。前方需要芦席搭席棚,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就把自己床上铺的席子揭下来送往工地。商业和供销系统派出人员,把民工所需的日用品送往工地,服务民工;工业系统派出人员在工地设立工具修理队、缝纫组;卫生系统派出人员设立战地医院,在工地治疗伤病员;文化系统派出剧团、电影放映队,沿渠线巡回演出、放映,活跃民工文化生活;新华书店把书籍送到工地,为民工提供精神食粮。当时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后方总是千方百计满足前方的需要。
一个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县委和县政府的成员奔走在工地一线,身先士卒,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杨贵在工地上一待就是3个月;马有金更是抡大锤的好手,他身着补丁衣、脚穿打掌鞋,抡起12磅的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他在工地上一年劳动100多天……干部们和普通民工一样,凿石头、扶钢钎、看大绳、放炮眼、砌渠沿……头一天的任务没干完,第二天一定要补上。
县委书记杨贵带领群众走在工地上(魏德忠 摄)
和民工不一样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干部们的伙食补助一定要比民工的低。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至4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0年9月到10月,民工补1.2市斤,干部补0.8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就先降低干部的补助。
红旗渠工地上还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以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杨贵要求大家要明明白白做事、干干净净修渠。工地上的所有开支账目都清清楚楚,每一斤粮食、每一斤炸药、每一根钢钎,谁领谁签字,谁领谁负责。
红旗渠修了十年,工程总投资7154.7万元,“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分钱建渠物资,没有发生过一起请客送礼、挥霍浪费情况。所有这些,当时林县干部群众都觉得理应如此。”[9]
杨贵曾经当着高层领导的面,掷地有声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我们的党性原则不允许我们眼睁睁看着地里旱得长不出庄稼,十几万人翻山越岭找水吃而无动于衷。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都坐等老天爷恩赐,战胜不了灾害。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乌纱帽保住了,可遭罪的还是老百姓!千百年来,林县人想水、盼水,共产党来了,群众的愿望才变成了现实。修建红旗渠为的是林县人民,为的是子孙万代,我问心无愧!”[10]
虽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工程质量绝不能降低,甚至要更高。杨贵经常讲:“修渠是为人民谋利益,是百年大计,出了质量问题就是犯罪。要把红旗渠修成水缸一样,不漏一滴水。”
马有金对建渠质量要求也非常严格,只要发现有人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就当场给予严肃批评,立即掀掉,坚决返工。他多次在工地召开现场会,对大家说:“我们现在干的是祖祖辈辈的千秋大业,即使我们以后过世了,我们的子孙还要吃水浇地,必须提高工程质量,绝不能让他们受二茬罪。”马有金在红旗渠工地任指挥长长达九年时间,为红旗渠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1]
让林县人民念念不忘的还有李贵、李运宝、秦太生、刘友明等县领导;还有那些修建红旗渠的英雄劳模,80%都是共产党员!在林县流传这样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
心中有信念,身上才有力量。在红旗渠精神引领下,林县数十万建设者无私无畏、团结协作,完成了渠首拦河坝、青年洞、空心坝、分水闸、桃园渡桥、红英汇流、夺丰渡槽、曙光洞、曙光渡槽等一个又一个建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5年4月5日,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在分水岭隆重举行。这一天,万人空巷,贫下中农代表、厂矿职工坐着大卡车,青年们骑着自行车,老人们有的坐着手推车,有的骑着毛驴纷纷赶往分水岭。公路上、山道上车水马龙,人流滚滚;会场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欢笑声、歌唱声此起彼伏。日思夜盼的漳河水终于要流过家门口,好多老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分水岭旁,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那些手捧着奖状的74名建渠模范,他们一排排整齐的蹲在渠沿上,自豪和喜悦溢于言表。
下午2时30分,随着杨贵的一声:“开闸放水!”顿时,波涛滚滚的红旗渠水通过分水闸涌了出来,哗哗地流进第一干渠。把会场上的气氛推向高潮,鞭炮声声,鼓乐齐鸣。人们欢呼雀跃,都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这来之不易的渠水。不少人专门准备了茶缸,用绳子系着从渠里舀水喝,好甜哪!林县人千百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分水岭举行红旗渠通水仪式(魏德忠 摄)
渠水流长
1966年,三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又经过三年奋战,到1969年7月6日,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完工。“为有源头活水来”,林县腾飞,未来可期。
劈山凿洞夺天工,红旗渠水济万民。有了水,林县粮食大丰收,多种经济作物同时并举,生态环境得到大改善,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干旱山区变江南,太行山前唱渔歌,一片生机盎然。红旗渠水流潺潺,既像甘霖滋润着林县的每一寸土地,也像火炬点亮了每一个林县人的梦想。
红旗飘扬,擎起永不言败的精神;重新安排河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林县县委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和县域治理实现了有机结合,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为传承好红旗渠精神,如今的林州市依托红旗渠大力开展红色研学和党性教育,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院,已培训学员25万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家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在红旗渠挂牌设立“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来红旗渠景区的游客达96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30多个亿,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12]
林州市还成立了红旗渠集团,将“红旗渠”注册了商标,涵盖了文化、建筑、商贸等多个行业,形成了庞大的品牌体系,经评估品牌价值就达到了260多亿元。这不仅是对红旗渠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也为红旗渠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在红旗渠精神的引领下,林州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从偏远的山区县跨入了全省前十强,全国前百强。[13]
红旗渠精神不但成就了林州人民六十年代“战太行”、八十年代“出太行”、九十年代“富太行”,更鼓舞着现在的林州人“美太行”的伟大实践。而今,新时期的创业者又给红旗渠精神增添以新的内涵,那就是“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红旗渠精神不但成为林州人干事创业的源头活水,而且也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融会贯通,激励人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阔步前行!
参考文献
[1][6][8][9][10]郝建生,杨增和,李永生.杨贵与红旗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81,147,148,422,172.
[2]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08.
[3]李运宝.修建红旗渠片段回忆[M]//河南文史资料:总109辑,6667.
[4]任羊成口述,侯新民执笔.难忘修建红旗渠[M]//河南文史资料:总第109辑,133134.
[5][7]郑雄.中国红旗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202,195.
[11]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红旗渠志[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195.
[12][13]河南省政协委员李蕾.在河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的代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