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水利结缘
从淮河到黄河
“黄毛丫头”部长
大学生的偶像
与水利结缘
1943年夏，淮河泛滥，两岸一片泽国。第二年开春，四师和淮北行政公署作出了组织群众修复淮河北岸堤防的决定，但苦于没有懂行的人。因钱正英是学土木工程的，于是命她暂时离开学校，参加修堤工程指挥部，负责技术工作。自此往后，她的一生都与水利事业命运与共。后来钱正英自己也说：“水利选择了我，我选择了水利”；“我这一辈子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喜欢水，因为水既具亲和力又有无比的力量”。
钱正英出生的1923年是农历癸亥年，按五行学说是水命。钱正英似乎天生注定是大江大河的女儿，她唯一的业余爱好竟也离不开水。她酷爱游泳，即使当了部长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再忙也争取每个星期游两到三次，每次1000米，一直坚持到八十多岁，因此她在高层领导中有“水里部长”、“游泳健将”的别称。她的秘书说，可能是时间比较紧张，她每次去游泳，没什么之前的准备活动和之后的休息，到了就下水，游完1000米就走人。而说起钱正英对水的喜爱与了解，还有这样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葛洲坝工程建设初期，四师的老首长张震任建设指挥部政委。他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不许下江游泳，凡是游泳淹死了的不开追悼会，哪个一定要游要先和我签合同！”话音刚落，钱正英就说：“那我先签合同！”
第二个，1994年9月，钱正英视察长江时，提出要下江游泳，地方上的陪同人员考虑到她的国家领导人身份，且已是71岁的老人了，怕出危险，便对她说：天已转凉，水温只有十几摄氏度，还是不下水为好。钱正英认真地对他们说：“第一，我不会逞能，我游不了了就会上来；第二，9月份的长江水温绝不可能只有十几度，至少在24摄氏度左右。”她和秘书下水后一口气游了近千米。有人取来温度计放入水中一测：24.5摄氏度！人们无不叹服，既佩服她那坚韧的毅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更惊叹她对与之相伴50年的水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70多岁的钱正英在长江里游泳。
1944年钱正英参加修复淮河北岸大堤时，淮河南岸是日军占领区，日寇的汽艇在河上游弋；西边又是国民党军占领区，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土黄色军车横冲直撞，修堤工程指挥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他们白天在自己部队的武装保护下上堤搞工程，晚上和部队一起打游击，在附近各村庄流动住宿，以防敌人的偷袭。面对特殊环境和新的工作岗位，自称“对平仄一窍不通”的钱正英写了一首打油诗，抒发自己的胸怀：
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
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
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
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在群众的全力支持下，钱正英和战友们历时四个月，完成了40公里长的淮河北岸大堤修复任务。大堤修复不久就发挥了作用，挡住了淮河夏季的洪水。她说：“我在这一次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洪水对人民的危害，认识到人民是怎样的需要水利和水利工作人员”。而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钱正英主持修建的堤防和河闸，居然保留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并且仍然在防洪中发挥着作用。
1944年夏，淮北行政公署正式任命年仅21岁的钱正英为建设处水利科科长，于是钱正英又回到了半城镇，穿上了军装。那年秋冬，淮北行署各县都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兴修水利，钱正英在解放区到处奔波，感到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她想起了从踌躇满志学习水利到无可奈何放弃水利的父亲，而自己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拾起了父亲的本行。
这期间，令钱正英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 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说起，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是要倒掉的。钱正英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房东大嫂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钱正英从这件事，进一步了解到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也促使她暗自下定决心，要把水利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了水利局，调钱正英任工务科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苏北运河南段堤防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来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1931年江淮大水时曾决口,使地势低洼的该地区一片汪洋,百姓受灾惨重。钱正英率民众于1946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刚加固的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钱正英差点实现少年时的“留学梦”。
1946年春，钱正英在自己主持修复的苏北运河大堤上。
原来，大堤修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钱正英接待了他们。他们对眼前这位懂业务、会英语的年轻的女负责人感到好奇，在了解了钱正英的身世与经历后，提出要保送她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批准了，钱正英也已经做好了包括检查身体等出国前的一切准备，结果内战爆发了，钱正英的“留学梦”又一次破灭。
不久，钱正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恰逢部队要紧急转移，多亏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给了她小半瓶吃剩的“奎宁”，可以说是在危急关头救了钱正英一命。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来到中国访问，故地重游，再访苏北运河堤防工程。他在和江苏水利系统干部职工座谈时，拿出随身携带的钱正英当年的照片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她是不是还活着？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部长啊。后来他还专程去北京与钱正英见了面。
1946年秋，钱正英随部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先任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副科长，不久又调任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处长，穿上了黄绿色的八路军军装，短暂脱离水利岗位但并没有完全离开水，因为不论是交通科还是前方工程处，都不仅要逢山开路，还要遇水架桥，保证野战部队的通行。
从淮河到黄河
说起钱正英架桥，还有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
那是我军在一次转移中要过沂河，钱正英奉命为部队架桥，这也是钱正英架的第一座桥。桥按时架好，我军顺利过河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桥却在这时轰然垮塌！于是，“钱正英架的桥有灵性”很快传遍了部队，一直传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耳朵里。尽管钱正英向首长坦承，是自己没有经验，架得不够牢固，我军过桥时的震动和水流的冲击造成了桥的垮塌，陈毅还是下令拨出一个营的部队跟钱正英学架桥。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指着陪同的钱正英对外宾说：“她也是新四军和华野的兵，我的部下！”
世纪之交，钱正英来到淮海战役纪念馆，向牺牲的战友敬献花篮。
1947年，正在山东前线忙于为野战部队架桥铺路、训练工兵的钱正英，又奉命调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重返水利岗位。四师老首长、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委的邓子恢，亲自与钱正英谈话，详细交代任务。
原来，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无力阻挡日军进攻，遂于6月9日在郑州以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企图以水代军阻止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当时正值黄河伏汛，汹涌的黄河水改道南流，夺淮入海，给豫、皖、苏三省44县市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共计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125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并形成了面积达54000平方公里的黄泛区。黄河改道后，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人民在故道两岸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抗日根据地，群众不仅在故道里开垦田地，还建设了1700多个村庄，居民已达40余万人。
1947年，国民党政府以顺应民意和救济黄泛区群众为由，不顾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将当年炸开的花园口大堤堵上,使黄河复归故道，欲重演以水代军故伎，水淹山东解放区，隔断各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此时解放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滔滔黄河水流入山东解放区内早已干涸多年的河床，严重威胁解放区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华东野战军的军事行动，如果失修已久的河堤发生溃决，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刚组建不久的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党组织力量薄弱，机构体制不顺，政令不畅，整党工作和修堤工作都开展得不如人意。为加强黄河河务局的领导，确保黄河安澜和解放区安全，中共华东局任命钱正英为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并命其即刻前往河务局所在地滨州上任。邓子恢在谈话时，关切地问钱正英，要不要带一些干部去河务局开展工作？钱正英经过考虑，认为带一批人到新单位容易产生误会和隔阂，不利于团结原有干部一道工作，于是提出不带任何人，自己一个人去，保证完成任务。邓子恢非常赞赏钱正英的勇气和胆识，含笑点头同意。
直到现在，山东黄河河务局的相关资料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来了一个女兵,骑着一匹大白马，扎着武装带，挎着驳壳枪，那策马扬鞭一闪而过的矫健身影，如同古代的女将军，成为山东黄河历史上的一段传奇。”而与此相印证的是，在如今的郑州北郊花园口事件记事广场南侧，矗立着一组记载花园口事件始末的大型浮雕，分别为“日寇侵华”、“决堤扒口”、“洪水泛滥”、“灾民流离”、“生态灾害”、“堵口会谈”、“复堤斗争”、“黄河归故”八部分内容。其中“堵口会谈”的中心位置是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复堤斗争”的中心位置是一个手持驳壳枪的年轻女干部。浮雕没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因此也没有明确说这位年轻女干部是谁，但浮雕作者在创作前肯定是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所以这个年轻女干部的形象应该是有所指的。
郑州花园口事件记事广场八块大型浮雕之一——“复堤斗争”
钱正英刚上任时，一些人见是个24岁的年轻女兵，一些资历老的工农干部不服气，一些留用的旧政权技术人员看不起她，但她在河务局大会上的首次亮相，她的一番关于自己“施政纲领”的即席讲话，特别是讲话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让大家觉得这个年轻女兵不同凡响，从而对她肃然起敬。小插曲是当时参加大会的几个留用人员想给年轻的女副局长一个“下马威”，就给钱正英递上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用英文写着：“What do you know, little girl? Why are you here at the Yellow River? （你这个小丫头懂啥？你来黄河干什么？）”，钱正英看后，不动声色地在纸条上用英文回了一句话：“The issues with the Yellow River is our nation’s. Why cannot I come?（黄河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来干？）”
钱正英上任后，与局长江衍坤密切合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健全了河务局机关及沿黄10个县黄河修防处的党组织，建立了各县修防处的党建及业务工作由河务局和各县双重领导、以河务局为主的领导体制，并在整党工作中坚持了多思想教育、少组织处理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使防汛力量得到壮大，治黄水平得到提高，圆满完成了华东局交代的修复黄河大堤、确保两岸交通的任务。而钱正英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原则、灵活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她名门望族的家庭出身和上海知识女性特有的矜持与个性，使她素有的传奇色彩更浓；她一次次地沿黄河两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次次地亲自指挥抗洪救险，更是使广大干部职工和沿黄群众对这个懂行、肯干、能干的年轻女局长刮目相看。
钱正英与局长江衍坤在滨州
很快，钱正英就有了个别称叫“紧三鞭”，这不仅是指她飞身上马就是三鞭子、未等另一只脚踏入脚镫马已跑出很远，也是对她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精神风貌的形象比喻和夸赞。数十年后，很多当年班组长级别的老职工，都能如数家珍般地说出，钱局长来了自己负责的工段几次，是怎么来的，来干了什么；而年轻人则更津津乐道于钱局长的马上英姿，对她高超的骑术、驾驭烈马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
“黄毛丫头”部长
1948年春节，此前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南方及黄淮平原的钱正英迎来了一个新的严峻考验----黄河凌汛。
2月中旬，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解冻，而纬度较低的上游河段中的坚冰已经融化，河水不断向下游涌来，在利津县形成冰坝，水位越涌越高，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正在为大家包饺子过年的钱正英接到报告，连夜赶去指挥这场防凌斗争，到利津时身上结满了“雾凇”，头发上眉毛上都是冰。因为没有大炮，钱正英经过实地观察，决定采取用炸药把冰坝炸开的办法。她指挥战士和职工在冰面上凿开一个个窟窿，把炸药埋进冰窟窿里，一切就绪、人员撤离现场后下达了引爆的命令，一直到导火索嘶嘶燃烧时她才最后一个快步跑上岸边大堤。一瞬间，随着轰雷似的响声，坚硬的冰坝被炸开，硕大无比的冰块相互拥挤着，被浩浩荡荡的黄河水推搡着行进，有的竟像巨兽般争先恐后地爬上堤顶。冰坝消除后，河水汹涌而下，顺利解除了对两岸的威胁。
开春后，河务局决定全面加固黄河堤防，但工程缺乏石料，怎么办？用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老办法，走群众路线。钱正英和她的同事们动员群众送石头，沿岸的乡亲们因饱受黄河泛滥之苦，所以纷纷响应。钱正英说：“那时候，凡是能找到的石头，群众都找了出来，甚至连老乡垫猪圈、老太太堵鸡窝的石头都主动捐出来了。”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北平先后解放，全国胜利在望。3月，钱正英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来到北平，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的钱夔闻讯，携秦丽茗专程来到北平，与分别多年的女儿相会。当钱夔知道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当年跟着他每天到江边看水尺的女儿不仅“有违父训”干起了水利，而且已经当了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时，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有说不出的感慨：自己有志于水利，却脱离了水利；女儿本无心水利，却投身于水利，两代人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但是，现实是，钱家两代人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实现着。
1949年，钱正英与父母在北京相会。
晚年的钱夔曾在北京与钱正英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爱女之心有增无减，每天傍晚瞅着钟点到院子里等钱正英下班----随着20多年岁月的流逝，等下班的人和被等的人掉了个个。老先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是我培养的！”
1949年夏秋之际，新中国成立前夕，黄河发生了数十年一遇的大洪水，上级下达了确保大堤不决口的“死命令”。钱正英或骑着马，一个险段一个险段地巡视指导；或与干部群众一道抬土送石，加固堤防。当年的老职工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件趣事：当时因为条件艰苦，参加修大堤的都是男性，所以有不少职工、老乡特别是要经常下水作业的人，都是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干活的，一看到远处有大白马飞奔而来就知道是钱局长到了，于是在堤上的纷纷往水里跳，在水里的不敢上岸……。解放区的军民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和干劲，依靠在战争中抢修的大堤等工程，战胜了这次大洪水中的一次次险情，以一次次的确保堤防安全来迎接和庆祝新中国诞生的。
数年的治水经历让钱正英初步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淮河、运河、黄河等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也知道了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她的好学与肯干、她在工作中展现出的魄力和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50年3月，尚未满27岁的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一些老同志事后告诉钱正英，在决定各部门负责人名单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当讨论到“钱正英”时，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不少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但是一些来自部队的干部都支持钱正英当部长。正式任命下达后，一些老同志善意地提醒钱正英：“黄毛丫头当部长，你可要好好留心啊！”很快，“黄毛丫头”的称呼传遍了全国。多年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见到钱正英，还开玩笑地说：“哦，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啊？!”
就这样，距1942年离开上海八年后，钱正英又回到了上海。
有一次采访，主题就是离开上海八年的经历，采访结束握手告别时，钱正英忽然有点神秘地对笔者说：“哎，你猜我离开上海的八年里，最困难的是什么？”笔者还在脑子里转着行军、战斗、修水利……，她却已自问自答：“是洗澡！没地方洗澡，只好晚上下河洗，边洗还要边看着放在岸边的衣服，衣服丢了就完了！”说话时脸上甚至流露出孩童般的顽皮笑容与神情。
笔者与钱正英老院长
钱正英的这个自问自答，当时确实出乎笔者的意料之外，但事后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都说上海人爱干净会生活，更何况出身望族名门的大家闺秀；不是把血与火的战争考验而是把洗澡认作最困难的事，体现了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她对水的喜爱，对水的了解，以及驾驭水的本领，应该也都与此经历密切相关。
钱正英在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前后，曾受组织委派，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作了多场报告和演讲。在刚刚获得解放、迎接或庆祝新中国诞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钱正英的报告和演讲，使本就激情燃烧的青年大学生们更加热血澎湃，大学校园里和青年大学生中间掀起了一股“钱正英旋风”。
大学生的偶像
1949年3月，钱正英前往北平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期间，由组织安排，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给青年学生作报告，讲述了自己在旧社会，从一个一心只想当工程师的大学生，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的思想转变过程、工作经历和切身体会。钱正英的报告引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清华大学更是力邀钱正英在当天晚上再讲一场，地点也从礼堂转移到了能容纳更多人的学生食堂，但闻讯自发前来聆听报告的大学生还是把大食堂挤得满满当当，这其中就有电机系二年级学生、于世纪之交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1956年10月，钱正英(前排左5)陪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前排中)会见苏联和越南水利代表团。
1950年春，已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又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为即将走出校门投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50届及51届学生作了题为《关于青年同学就业问题》的报告。
钱正英开头的几句话，一下子就使大学生们感到拉近了与这位崇敬的、年轻的“老革命”之间的距离：
“今天的会使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仅仅十年以前，我正和在座的诸位一样，是一个在上海生长、在上海受教育的青年学生，在这以后我也和在座的一部分同志一样，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参加了当时在上海进行着的革命斗争，并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直到八年以前，我才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上海，踏上了革命的实际工作岗位。……八年以后，上海解放了的今天，我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的青年学生群里，来欢迎新的一代参加工作，也接受你们对我的欢迎，我们大家都感到格外兴奋亲切……”
钱正英接着从个人知识与人民的关系、个人才识与工作的关系、个人生活与家庭问题、个人的前途问题等几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及转变过程，既有大姐般的、娓娓道来似的拉家常，也有长辈般的、循循善诱似的讲道理。其中，“以前总觉得要把知识卖给人家，后来觉得应把知识送给人们，最后才认识到该把知识还给人民。因为‘卖’是雇佣意识，要讨价还价的；‘送’是恩赐思想，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还’是奉献精神，心甘情愿作公仆”的现身说法，不仅使大学生们深受教育，也使坐在学生中间的水利系教授严恺深受启发----他是出于对经常来“蹭课”的她的好奇而来“蹭报告”的----这也为两年后他力邀她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埋下了伏笔。
钱正英最后充满激情地说：
“我们的国家目前需要怎样的人才？做什么样的事？……人民需要的年轻的一代是吃苦耐劳，勇敢坚强，有创造精神，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女。他们愿意到祖国的任何偏僻遥远落后贫困的处所，把人民培养的知识服务于人民的需要，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提高，紧紧团结和依靠人民冲破种种困难，创造出祖国需要的事业。在战争没有结束前，他们也愿意在最后一战中献出自己的力量。
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加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的深坑……过去我自己的确有过个人的梦想，但这梦想早为旧社会打破了。共产党教育我为个人最后选定最光荣的岗位，是填坑铺路，使很多人走着我们铺的路……我时刻准备着，当我们的路上还有任何小坑需要填的时候，我会毫不迟疑地将身体倒下去，让后来的人能走着更平坦的路，在这路上开出更灿烂的花果。
同学们，我对你们的前途还说什么呢？也许个别同学觉得我这个想法太可怕了，甚至怕是否也要自己这样做呢？不是的。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自愿的，而且我们许许多多人所以这样严肃以至可怕，并不是因为我们太枯燥无人性，正是因为我们以无限热情爱着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们愿意以自己的身躯为你们及后代铺平道路，让你们能顺利地走向幸福。……但由于路刚填成，尚未修整，花果还很少，当然你们也需要准备忍受暂时的艰苦，你们还不能走在完全平坦美丽的大路上，这是要依靠你们的努力，来为下一代创造这样的幸福。
我期望你们为人民结出最好的花最好的果。我是热爱科学的，我也热切期望你们结出大而好的科学的花、科学的果。”
对钱正英在上海交大的报告，土木系50届毕业生、1988年接棒钱正英担任水利部部长的杨振怀记忆犹新。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第一次见到钱正英是1950年，当时她到上海交大来给我们毕业生作报告。她以自己参加革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水利建设中锻炼成长的经历，号召我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当时也很年轻，只比我们大三、四岁，所以我们都很崇敬她，以她为楷模。我就是听了她的报告后主动要求去东北的，至今毫不后悔。我们土木系80多名毕业生有一半去了东北，还有到西北等地的，留在上海工作的只有5个人。”
与杨振怀同样，工业管理系51届毕业生、1982年起先后任江西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钱家铭一直把钱正英的报告当作自己进步的动力，1954年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再获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入党，在上海冶金系统的工作中取得一系列成绩后，1965年又积极参加三线建设，举家离沪赴赣，扎根山沟18年，为把白手起家的江西钢厂建成全省工业企业利税排头兵、全国经济效益先进单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与钱家铭
笔者与杨振怀
1952年，钱正英再次前往清华大学等高校，为青年师生作了以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题的报告。时隔一个多甲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依然清晰地记得钱正英作报告的情形：“那时学校请来许多领导和知名人士为学生作报告，印象最深的是钱正英。她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青年人只有投身革命，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才能实现个人的理想。当时已成为水利专家的她，让大家羡慕不已，也使同学们懂得了只有投身革命事业，才是成才之道。” 赵文津的同学、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院士也对钱正英的报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当钱正英来到北京石油学院时，不知谁喊了一声“钱正英来了”，大学生们就都放下手中的作业和实验，从教室、实验室跑出来看她。
因此，在不少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和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的回忆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我当年的偶像就是钱正英”这样的话。（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