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投身新中国第一个流域治理工程
群众的赞誉和领导的关怀
新中国第一座大坝----佛子岭
从淮河走向全中国
对淮河的情感与牵挂
第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淮河，位于中国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之间，与秦岭一起组成了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淮河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区，气候温和，雨季较长，年平均降水量可达1300毫米；淮河以北则属暖温带半湿润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雨季较短，年平均降水量一般不超过800毫米。淮河流域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大气系统复杂多变，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易产生水旱灾害。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西部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河谷老鸦叉，干流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江苏省江都市三江营注入长江，全长1000公里。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和山东五省，面积27万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621亿立方米。整个流域以废黄河为界，分成淮河和沂沭泗河两大水系，有大运河及淮沭新河贯通其间。
淮河流域图
淮河历史上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古淮河在盱眙以西大致与今淮河相似，至盱眙后折向东北，经淮阴向东，与沂、沭、泗等河会合后，在今涟水县云梯关入海。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今开封）守将杜充在河南省汲县和滑县之间人为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河水从泗水分流入淮。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南决，从此长期“鸠占鹊巢”，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淤泥使淮河入海出路受阻，盱眙与淮安之间的洼地逐渐形成了洪泽湖，并冲淮南堤溢流坝，沿三河入宝应湖、高邮湖，经邵伯湖由夹江在三江营入长江。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再次北迁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渤海，但淮河入海故道已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将淮河流域分为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河水系。1938年，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堤，黄河主流自颍河入淮，直到1947年花园口堵复，黄河又泛滥达九年之久，使淮河北岸堤防和支流再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受黄河长期侵淮夺淮的影响，淮河流域的地形和河流发生了很大变化，河床淤高，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水无出路，中游的水下不来，下游的水排不出，以致“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淮河成为一条多灾之河、难治之河。
淮河，既是钱正英水利生涯的起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她数十年治水事业的第一站。
1950年春，钱正英就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奉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命，去淮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就新沂河工程该不该搞、还要不要继续搞的问题进行调研。
12世纪黄河侵泗夺淮入海、尾闾遭淤废后，新沂河两岸近60余万公顷耕地成为沂沭泗河下游的洪水走廊，洪涝灾害十分严重。1949年冬，苏北行政公署为给沂沭泗河洪水打开入海通道，改变洪水遍地漫流的局面，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新沂河。新沂河西起骆马湖嶂山闸，途经徐州、宿迁、连云港三市的新沂、宿豫、沭阳、灌南、灌云五县(市)境，东至堆沟、燕尾二港，与灌河会合后并港出海，全长146公里。工程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争论很大，并逐级上报至华东军政委员会。
钱正英调研后认为，新沂河既是沂沭泗河洪水的入海通道，又是骆马湖的洪水出路，还是相机分泄淮河洪水、增加淮河入海水量的一条分洪道，直接关系到骆马湖周边和沂南、沂北570万人民生命财产、800余万亩耕地以及陇海铁路、连云港市区的防洪安全，对苏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当地消减水患、促进商品粮基地建设等方面的需要，新沂河还是应该搞的，也有必要继续搞下去，直至建成；但是仅凭地方的财力很难完成，一定要由上级政府给予支持。于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派钱正英带着她的新沂河工程调研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汇报。
钱正英到北京后，向水利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李葆华作了汇报，李葆华又带着钱正英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去汇报。这是钱正英第一次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她既兴奋又紧张，周恩来的平易近人打消了钱正英的紧张心情。听了钱正英对新沂河修建情况及当前困难的详细汇报后，周恩来决定对这个工程给予支持。同时，钱正英层次清楚、条理清晰的汇报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新沂河修建工程得以顺利完工，并至今在苏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初战告捷的“黄毛丫头”副部长紧接着就投入了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流域治理工程----淮河治理工程。
投身新中国第一个流域治理工程
1950年7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淠、史、洪、淮四河水位猛涨。毛泽东看到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后，心中十分焦急，当即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除明年水患。” 8月，安徽遭受严重水灾，毛泽东在阅读安徽的灾情报告时流了眼泪，在“不少是全村沉没”、“多抱头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处划了横线，再次批示：“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因此，治理淮河与抗美援朝，是党中央、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时定下来的两大决策。
在我国，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河川径流和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而流域治理更是复杂，每一条大江大河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同一个流域内的山川、平原、湖泊以及河流的上中下游、左右岸，都紧密联系、互相关联，在流域治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与害的矛盾和冲突；而大型水利工程在除害兴利中，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有地方受益，就有地方会付出代价。
当年8月下旬，在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当时江苏省、安徽省尚未成立）就因各自的切身利益，在如何治淮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发生了蓄泄之争。后在周恩来的参与和协调下，各方统一了认识，制订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周恩来还提出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合作”的治淮工程四项原则。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出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决定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惠浴宇兼任淮委副主任；吴觉任淮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兼任淮委工程部部长，华东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副部长，万金培任淮委财务部部长；吴觉、钱正英、万金培为淮委党委常委，负责淮委日常工作；为就近指挥，方便工作，将治淮机构由南京迁往位于淮河之滨以及淮河流域中心的安徽省蚌埠市。
于是，时隔数年后，钱正英再次来到安徽这个自己参军、当教员及投身水利的地方。她与同为嘉兴人但比自己几乎年长一倍的工程部部长、老专家汪胡桢（当年钱正英27岁，汪胡桢53岁）密切配合，按照《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中的相关要求和水利部历次会议精神，制订了覆盖豫皖苏三省区的淮河治理总体规划，定名为《治淮方略》。《治淮方略》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以“上游蓄洪发电，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为主要内容。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流域治理规划。
1951年，钱正英与中苏专家在淮河流域考察。
《治淮方略》经治淮委员会各位领导同意后，曾山率汪胡桢、钱正英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钱正英平静、老练了许多。在总理办公室，因图表太大，桌子上放不下，就将图表铺在地面上，大家围蹲在四周，钱正英不看文稿，手指图表，以十分流畅的语言作了《治淮方略》的汇报和讲解。周恩来细心聆听，频频点首，并不时俯身趴在地上细看图表上的文字说明，提出问题，钱正英和汪胡桢一一作了回答。汇报完毕，周恩来说：“这个《治淮方略》我已大体了解了，原则上认为可行，可让李葆华同志拿到水利部去报告傅作义部长，再请专家们详细审核，由部下达正式的批示”。
庞大的流域治理工程迫切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为解此燃眉之急，钱正英又亲自前往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华东地区设有土木水利系科的高等院校作动员报告，使得一大批1951届毕业生以及三年级在读大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到治淮工地，并自此投身水利建设事业。这里面有后来分别担任淮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和总工程师的谭福甲、吴本瑞，先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伯芳、曹楚生等。
群众的赞誉和领导的关怀
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央治淮视察团将四面写有毛泽东题词的锦旗分别颁发给治淮委员会和豫皖苏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将数万份毛泽东题词赠送给建设者，给了治淮大军极大的鼓舞。在治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协调和相关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配合下，治理淮河的各项工程按照《治淮方略》的规划先后开工并进展顺利。至当年7月，一期工程胜利完工，共计完成蓄洪、复堤、疏浚等土石方工程1.95亿立方以及涵闸等小型水利设施60余座。
据一些参加过治淮工程的水利系统老干部、老专家回忆道，当时在治淮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钱正英的身影，基本上都是卷着裤脚管、赤着脚在工地上忙碌的形象。爬脚手架是水利建设者的基本功，一次钱正英爬一个较高的脚手架，下面工人看了都替她捏把汗，叫她当心，她爬上去后回头朝下笑了笑以表达谢意。那时很多工程都是三班倒，歇人不歇工，钱正英每天夜里12点必到工地检查施工质量、进度及工地负责人到岗情况。因此，工程进展到哪里，她的住处就迁到哪里。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工作过程是暂时的，水利工程是永久的，我们都要尽力做好”。当年，这位年轻的女部长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聪明、肯干、胆大、认真，稍了解点内情的人说：“上海的小姐能这个样子，不简单！”
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胜利完工并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钱正英与黄辛白在上海结婚。
1952年，也就是治淮工程进入第三年的时候，钱正英发现自己怀孕了。面对紧张的工作安排，如火如荼的治淮工地，钱正英非常着急，于是向曾山提出，要求人工流产。曾山听钱正英诉说完理由后，摇了摇头说：“不要做人工流产，生孩子，我比你有经验。”见钱正英用惊讶的神情看着他，他自己也笑了，解释道：“我的爱人生过几个孩子，女同志生孩子的问题，我都知道。”他接着说：“按照你的体质，怀孕了虽然稍稍有些反应，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临产。产前休息没有什么意义，要把产假用在产后，一般就影响两个月。相反，人工流产如果搞得不好，可能长期影响身体。”他从各方面给钱正英作了设想和分析，开导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钱正英完全打消了顾虑，高高兴兴地离开他的办公室。
按照曾山的嘱咐，钱正英在治淮工地上一直工作到产前。将要临产的时候，曾山报告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又专门通知淮委，让钱正英回上海生产。接到淮委的通知，钱正英又一次流出了眼泪，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感动于领导的关心和爱护。因此，钱正英经常对大女儿说，是曾山把你护送到人间的。
在领导的关怀下，钱正英于1952年10月回到上海待产。
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历程中，钱正英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彭雪枫、邓子恢、吴芝圃、曾山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那样满腔热情地教育、关心自己这个战争年代的大学生新兵和水利战线的年轻干部，那么，早已过了“黄毛丫头”时代的自己，怎么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对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这个历史责任开始落到我们这一代的肩上了。
数十年来，不论是在副部长岗位还是部长岗位，不论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新中国第一座大坝----佛子岭
按照“上游蓄洪发电，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的总体安排，要在地处安徽西部的淠河、史河等淮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上建设多座大、中型水库，其中佛子岭水库既是淮河治理的重点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坝。
在研究讨论佛子岭水库大坝的设计方案时，苏联专家主张采用土石坝，汪胡桢主张采用混凝土连拱坝。建国前，我国已经建成的较大的水库及拦河坝只有两处，一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四川建的长寿水电站，一为日本人在东北建的小丰满水电站。因此，建国之初我国的水利工程师大都对治河工程中的疏浚、筑堤比较熟悉，而对各种拦河坝比较生疏。特别是当时连拱坝才问世不久，世界上仅美国及非洲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各有一个成例，国内不仅没建过，绝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因此不敢发表意见，仅个别在国外见过连拱坝的人表示支持。幸亏工程部雇用的一个名叫雷宗保的木工师傅，汪胡桢早年在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即现2024老澳门原料网前身）求学时，雷宗保就在教务长李仪祉先生指导下做过包括拦河坝在内的各种水利工程模型，因此得别名“样子雷”。于是，汪胡桢就画出图纸，请“样子雷”用木料、石膏、铁皮等材料，做出了各种大坝的整体模型和横剖面模型。这批模型果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大家对水库与拦河坝有了直观的认识。由于连拱坝在好、快、省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势，钱正英和工程部的多数技术人员都支持采用连拱坝方案，但在某些方面也还有些顾虑。而苏联专家则仍不以为然，以苏联都还没敢建连拱坝为由坚持土石坝方案，导致争执不下，最后一致推举钱正英到上海向曾山作汇报和请示。
于是，钱正英专程赴沪，向曾山作了两种大坝方案的全面汇报。曾山仔细听完汇报，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同意采用连拱坝方案。”
大坝的坝型确定后，很快就将有大批建设人员和器材设备来到佛子岭，汪胡桢、钱正英领衔的工程部又投入了紧张的规划工地平面布置、修建公路及工地道路、建设临时居住用房等工作。因大别山盛产毛竹，工程部决定就地取材，节省资金，居住和办公用房都以毛竹为屋架，上铺稻草为屋顶，以涂泥的竹篱笆为墙，内嵌木门和玻璃窗，用三合土作地坪。钱正英充分发挥了在战争年代练就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本领，在霍山、六安等地政府的支持下，老乡们成群结队地把新砍伐的毛竹、新收割的稻草、新编成的芦席等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工地，并派来了大批竹木工匠，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大批的竹草房，通向外界的公路和工地道路也先后通车，相关部门还在这里设立了百货、饮食等各类商店和邮局、银行、新华书店。各路建设大军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工地，其中有治淮委员会及工程部从各地调来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来自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土木水利专业的师生和应届毕业生，有从安徽、江苏等地前来支援的建筑工人，有由解放军某部改编的第一水利师等。加上原就在工地的职工和民工，最多时达到数万人，工地上和居住区到处都可看到一群一群的人，充满了勃勃生气，佛子岭变成了大别山中崛起的“新都市”。
1952年5月8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佛子岭工地视察，对连拱坝方案以及简陋条件下虽繁杂却井井有条的工程现场的组织实施工作深为赞许。这个戎马大半生的起义将领在谈及过去时说，自己在少年时就深知广大民众对治水的渴望，因为家乡山西万荣一个村庄，在光绪年间大旱时全村人死亡殆尽，后人在村里立碑告诫子孙永远不忘；青年时也曾想学习水利工程，当看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招生的广告时曾怦然心动，这也是他日后在绥远带领驻军兴修水利、营造“塞上江南”，以及周恩来在筹备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征求他的工作意愿时，他自告奋勇出任水利部部长的主要原因。他说，如那时考进了这所学校，今天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在这里共同建造佛子岭水库啦!他风趣、幽默的话语，引来四周一片欢快的笑声。
1954年6月，佛子岭水库大坝建成，当年即经受了较强地震和特大洪水的考验，标志着我国的筑坝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十五年后的1969年7月，大别山区连降暴雨，淠河水位骤涨，库不能容，水漫过坝顶，最大漫坝水深达1.08米，历时达25小时15分，但事后检查，大坝坝身丝毫未受损伤。
佛子岭水库连拱坝
从淮河走向全中国
按照《治淮方略》的总体安排，还要在淮河中游两岸利用湖泊和洼地兴建一批蓄洪工程，以拦蓄淮河干流及支流的洪水。其中，润河集分水枢纽工程，就是利用霍邱的城西湖蓄洪，从而对淮河干流的洪水进行调控。钱正英任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钱正英与苏联专家在润河集治淮工地
工程于1951年2月开工兴建，由于担心淮河流域夏季再发大水，遂要求务必在当年汛期前完成，施工时间只有4个多月。在钱正英的精心组织下，克服了物质和技术条件等多方面的困难，全部依靠国内的器材，在短短的的施工时间内，完成了土方2000多万立方、钢筋混凝土2.4万立方、砌石7.3万立方的工程量，使工程终于在汛前的7月如期竣工。
参加新中国第一个大规模流域治理工程和新中国第一座大坝的建设，使钱正英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开拓了眼界，而她的革命经历、治水实践加上她在治淮工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苦干实干的工作精神，使她在新中国的水利行业中声名鹊起，她的事业也因此渐入佳境。1952年11月，29岁的钱正英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部省级领导人。
1979年8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夫妇，钱正英陪同。邓小平向客人介绍钱正英时说：“她是中国最老的部长”，意思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翻译却译成了“年龄最大的”。钱正英发现了翻译的错误和蒙代尔夫妇惊愕的表情，忙请翻译重新作了解释，客人的表情由惊愕转为惊奇和敬佩。
1954年7月初，淮河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量级超过1950年。钱正英不顾自己已有七个多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以水利部副部长的身份赶赴安徽，吃、住在蚌埠淮河防汛指挥部，不分昼夜地指挥淮河流域的抗洪抢险斗争。在十分困难甚至危急的情况下，由于佛子岭水库以及其他已修建的防洪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各地采取的紧急抢险和临时分洪措施，保护了其下游平原和蚌埠、淮南等城市的安全，保障了津浦铁路的畅通。直到9 月初，淮河抢险告一段落，钱正英才挺着更大的肚子回到了北京。
钱正英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1954 年我有三件大事终生难忘，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钱正英于当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参加人大会议、战胜淮河特大洪水和生了个儿子。
而令钱正英没有想到的是，淮河水灾的肆虐、治淮工程的建设，被当地一个十多岁的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少年就是1963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1997年与钱正英同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获钱正英奖励基金首届最高奖“钱正英奖”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兼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三峡工程总设计师郑守仁。
郑守仁发表获奖感言
郑守仁获奖证书
对淮河的情感与牵挂
淮河及淮河流域之于钱正英，自是情感深厚、终生牵挂----在这里，她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一个一夜跌五跤的娇小姐蜕变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革命战士；在这里，她经受了刻骨铭心的锻炼，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治水新兵成长为水利战线运筹帷幄的领军人物。因此，治淮的每一点进展，淮河的每一点变化，钱正英都十分关心。她多次自称是一位“老治淮工作者”，对治淮工作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欢欣鼓舞，对存在或发生的每一个问题都深感不安并引以为忧。
1971年和1985年，钱正英两次主持了治淮规划的制定工作。
1991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12月，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率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委员会以及河南、安徽两省有关人员，从蚌埠出发，经凤台、颍上、阜南、淮滨、固始、息县、霍丘、寿县、淮南，最后到合肥，历经两省五市9个县，考察了46个水利工程，开了13个座谈会。调研结束后，与安徽省委、省政府、省政协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她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进行淮河抗洪救灾之后的反思。1991年沿淮地区受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无论客观原因如何，我作为过去多年来主持治淮工作的一员，是很内疚的。……因此我更有责任来进一步研究。”她总结了考察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五点建议：要进一步研究淮河中下游的干流治理规划；要研究一个统一治理涝灾的方案；要抓紧审定治理涡河淤积的方案；要进一步加快上游支流水库建设以控制山区洪水；要加强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
1992年8月，毁于“75.8”洪水的板桥水库复建竣工，在部长任上对复建工程多次提出要求的钱正英前往视察。为牢记历史教训，淮河水利委员会和河南省水利厅在大坝处立了一座纪念碑，请钱正英题写了碑文：
板桥水库复建纪念
板桥水库原建成于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兴建的第一批大型水库之一。1956年经扩建加固，1975年8月8日毁于特大洪水。三日进库水量6. 97亿立方米，洪峰流量1. 30万立方米每秒，均超过原设计值的一倍左右。溃坝瞬时流量高达7. 81万立方米每秒。时值十年动乱，救护不力，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祸惨烈。1987年元月开始复建，历五载建成。除水害、兴水利，必须对人民负责，确保安全。树此以志不忘。
板桥水库复建纪念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治理，淮河流域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在河南的淮河支流，建设了控制洪水的水库和灌区，结合平原的引黄灌溉、机井建设以及相应的排水工程，建成了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鲁南和苏北，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以及淮河入海水道，建成了洪泽湖、南四湖的控制工程和江水北调工程，初步形成了兼有防洪除涝、灌溉供水的新的水利体系，根本改变了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状况；在安徽，建成了以临淮岗水利枢纽和淮北大堤为主体的防洪体系，开辟了淮北平原的茨淮新河、怀洪新河、新汴河、内外分流等分洪排涝骨干河道，淮南山区丘陵区建成了支流水库和淠史杭灌区等工程，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在淮河中游地区，洪涝问题还不能说得到了根本性解决，对治理的思路和方案，依然存在分歧意见，影响了治淮的进程，也影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2008年，淮河水利委员会联合有关单位，以《淮河中游洪涝问题与对策研究》为课题，对中游的洪涝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已是85岁高龄的钱正英欣然答应出任项目顾问。虽名为顾问，但实际上她出主意，想办法，点问题，提思路，参与了研究的全过程。研究项目完成后，钱正英又主持撰写并亲笔修改审定了《淮河中游的洪涝及其治理----“淮河中游洪涝问题与对策研究”的咨询意见》。
在这个咨询意见中，对淮河流域特殊的水文气象形成的暴雨洪水以及地貌形态、河道特性、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工程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把洪泽湖与淮河分离以降低淮河中游水位，开挖深大河槽以增加淮河中游泄量等观点的合理性、可行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对同属淮河流域的苏北地区和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差异以及采取的措施、作用与成效进行了比较分析。
2008年11月2日，85岁的钱正英再次到淮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工作。
咨询意见指出，人口密度大，人与水无序争地，对洪涝灾害缺少调节的空间，是淮河中游地区多灾低产的主要原因。截至目前，淮河流域每平方公里有623人，密度为中国各流域之最，沿淮和淮北平原地区更是达到了每平方公里800多人。而面对淮河中游地区人水争地的突出矛盾，治淮工程的力度仍显不足：上游水库的蓄洪库容不足，中游河道的平槽泄量不足，下游的洪水出路不足，面上排水系统的排涝标准偏低，是目前仍不能摆脱多灾低产的工程因素。
咨询意见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仅围绕洪泽湖做文章，效果有限，不能从整体上解决淮河中游的洪涝问题；以扩挖河道为主要手段，代价巨大，效果难以确定。淮河中游的洪涝问题，其根本原因并非洪泽湖的形成或天然河道被淤积缩小，而是由于多年来低洼地区的无序开发和缺乏相应的水利等综合措施。苏北地区结合湖泊蓄水进行输水河道扩挖和梯级泵站建设，既提高了排水除涝标准，也扩大了外来水源补充，为低洼地区改种水稻提供了稳定的水资源，而低洼地区改种水稻又有明显的滞涝作用，并能获取较高的产量和收益。
咨询意见强调指出，近代以来的导淮治淮一直是社会各个方面关注的大事，新中国建立以后，淮河又是首先进行全面治理的大河。治淮总体上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就淮河中游而言，洪涝灾害仍经常发生，严重影响当地的安定和发展，应加快推进治理，从根本上改变淮河中游的面貌。这次研究对一些历史性的争议给出了结论，使治淮的方向和重大措施更为明确。近年来，针对相关问题，已形成了一些规划阶段的成果，建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将淮河中游综合治理列为国家重大项目，以结合河道整治、低洼易涝地区治理、对行洪区蓄洪区进行调整和建设以及扩大洪泽湖下游出路为重点，进一步推进淮河的治理。
时任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咨询意见上批示：“这份报告很好，对做好新一期治淮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要求水利部有关司局和淮河水利委员会认真学习、研究和落实。近年来，这项研究成果及咨询意见已被多项规划采纳并付诸实施。（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