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汉江第一坝----丹江口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她给国务院立下“军令状”
对长江98洪水的认识与建议
推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
打开长江黄金水道的瓶颈
千里汉江第一坝----丹江口
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在世界大河中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居第三位。但尼罗河和亚马孙河均为流经多国的国际河流，而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因此长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
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于上海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397公里，比黄河长9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比黄河流域面积大一倍多，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近五分之一。其中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长4504公里；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长955公里；湖口以下为下游，长938公里。
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9616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的近20倍。丰富的水资源滋养孕育了长江文明，长江流域是人类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与黄河流域共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自古就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不过，历史上长江也一直交替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方面是以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国陆地面积，养育了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另一方面则是洪水肆虐，对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长江流域图
长江流域基本处于东亚副热带季风区，5至8月多有大面积暴雨，从而使河道流量急剧增大，乃至超出安全泄量，而干流洪水与支流洪水遭遇即会形成巨大灾害。近现代以来，长江发生典型大洪水的年份有1870年、1931年、1935年、1954年、1998年洪水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山河重整。根据长江流域治理规划，长江中游治理开发的最大控制性工程是三峡水利枢纽。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激烈争论，至1958年，中央认为，三峡工程意义重大但建设条件还不成熟。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决定先建设位于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1956年至1988年期间的名称）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负责施工。
汉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支流，也是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同时由于汉江最后流经汉口、汉阳汇入长江，因此汉江如发洪水将直接威胁武汉，如1935年汉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90天。丹江口水利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依靠自身力量，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一座大型综合水利枢纽和特大型水库，数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主要分布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和河南省淅川县境内，建成后将成为汉江的控制性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而且在远期规划中还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之一。
1958年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举行开工仪式。10月，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3个地区17个县的10余万民工挑着行李和干粮，汇集到丹江口工地。工程开工后，钱正英多次来到工地，听取设计、施工单位的汇报，实地查看和指导工程建设。1959年3月31日，汉江出现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洪峰流量达每秒5500立方米，低水围堰溃口。钱正英与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临一线指挥抗洪，10万大军英勇奋战，终于使这个尚在建设中的工程安然脱险。
但是，在“大跃进”这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尤其是1959年8月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12月工程实现汉江截流后，高指标和浮夸风蔓延到工地。施工单位奉行“大干快上”的方针，提出了“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挖潜力，掀起一个以大坝为中心的施工高潮”的口号，在缺少机械化和专业施工队伍，基本是土法上马和手工操作的情况下，将全年混凝土浇筑指标定为160万立方米，这几乎是以前的两倍还多。1960年至1961年，施工单位为了赶上一再缩短的工期，实行人海战术，组织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只顾加快工程进度，忽视工程建设质量，违反建设规程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大坝多处出现了混凝土架空、裂缝等质量事故。更为严重的是，由丹江口工程局组织召开的每周质量检查通报会完全不起作用，往往是这边刚进行了会议通报、采取了补救措施，那边又出现了新的质量问题。
负责工程质量检查工作的丹江口工程局技术处副处长陈济生再也坐不住了，他与施工处工程师罗承管一起带着相关资料回到汉口，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汇报。
林一山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向钱正英反映情况，钱正英要求陈济生和罗承管一同赴京作详细汇报。听完汇报后，钱正英与张体学和林一山通了电话，建议由水电部与湖北省共同组织一个质量检查组，对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质量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
1961年11月，水电部与湖北省组织的质量检查组进驻工地，工程质量检查的结果令所有人都触目惊心，大坝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坝体混凝土架空427处，裂缝达2463条之多，其中有17条属性质严重的基础贯穿裂缝；约8万立方米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合格，尤以基础部分为甚，其中1961年6月份浇筑的混凝土合格率仅15%，9月份浇筑的混凝土则全部不合格！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质量事故，上至中央，下至工程指挥、设计和施工人员，都是始料不及的。围绕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的严重性以及处理措施，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各执己见，产生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坝基混凝土质量如此之差，能否承担巨大的设计水压力？事故能否处理好？是边施工边处理，还是主体工程停下来，专心致志地处理？需要相关单位和高层领导作出回答和抉择。
1962年2月8日，春节刚过，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丹江口工程质量事故汇报。会上，在设计单位的尖锐指责下，张体学低头认错，承担全部责任，不作任何辩解。看到这样一位全心全意要做好工程，但因经验不足而犯了错误，现在又诚恳接受批评的同志，钱正英深受感动，代表水电部诚恳地分担了张体学的责任。钱正英知道，张体学之所以亲自兼任丹江口工程指挥长，动员全省力量支持工程建设，是因为他牢记前任省长李先念的嘱咐：“水利是湖北省的命脉，当湖北省省长必须抓水利！”
会议从上午十点半持续到下午一点四十，周恩来最后指示，把丹江口工程质量搞好是一件大事，现在工程质量很不好，应停下来，研究进行处理；施工要服从设计，处理质量事故的设计弄好了，要水电部批准；水电部在物力上要大力支持，施工队伍要精简。
1962年3月5日，中央批示正式下达，钱正英赴丹江口工地传达中央决定：原定建设目标由于考虑了南水北调的远景，使工程规模过大，现决定一期工程不考虑南水北调，设计水位从170米降为157米，减少移民20万人；大坝浇筑和主体工程施工全部停下来，集中力量处理质量事故；精简整编施工队伍，补做施工准备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后再复工。此后，丹江口工程进入了以处理质量事故为中心的“小施工，大准备”阶段。这期间，钱正英又多次听取了工程质量处理进展情况汇报，强调施工准备工作要以机械化为重点，并主持了设计方案的修订工作。
1964年底，国务院同意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新方案，工程正式复工，并进入以机械化为主的施工阶段。
“文革”期间，丹江口工程再次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钱正英一有机会就来到工地排除干扰，还从安徽佛子岭等地动员来了一批老工人，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正常工作，使工程施工进度与计划安排基本保持一致。1968年10月，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1973年11月，升船机安装完毕试运行，6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转，一期工程竣工。
丹江口水库大坝
1974年和1983年，汉江都发生了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分别削减了40％和60％，从而免除了下游和武汉的洪灾；水电站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38.8亿千瓦时，是中原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周恩来称其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的水利工程。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在丹江口水利枢纽拦洪发电之后，有关各方在筹划湖北境内水利水电建设下一步棋的时候，产生了三种意见，一是上隔河岩，二是上葛洲坝，三是上三峡。前者位于长江南岸的支流清江，后两者都在长江干流上。周恩来派钱正英前往湖北实地勘察调研，提出意见。
1969年9月，钱正英来到湖北，拉上了张体学。这两位战争年代虽素不相识但共同为民族解放浴血战斗的新四军战友----一个是驰马黄淮平原的四师女兵，一个是纵横鄂豫山区的五师战将，又在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并肩奋斗。他们从长江走到清江，54岁的张体学在山崖上攀上蹿下，身手敏捷，从容自如；46岁的钱正英跟在后面，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面对张体学的善意取笑，钱正英还以机智、幽默的回答：“你是山区游击队，我是平原游击队。”
经过调研，钱正英认为，隔河岩水电站100万千瓦的发电量与湖北及华中地区的能源需求差距较大，而建设三峡的条件仍不具备；葛洲坝水利枢纽虽是第一座建设在长江干流上的水利工程，将首次腰斩长江，但毕竟规模比三峡工程小，技术上有较大把握，并可为以后建设三峡工程锻炼队伍、积累经验，而且没有移民问题，使投资总额大为减少，比较符合国家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建议先上葛洲坝。林一山则认为，三峡的防洪与发电能力比葛洲坝高很多，且葛洲坝地处三峡下游，三峡坝址三斗坪位于葛洲坝库区范围，如果先建葛洲坝将抬高三峡坝址的水位，增加建设三峡的困难，因此反对先建葛洲坝，力主先上三峡。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先上葛洲坝，向中央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1970年12月16日，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相互关系的汇报。经反复研究比较后，同意先上葛洲坝的方案，并将葛洲坝方案以及林一山的反对意见同时报送毛泽东。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7岁生日这天作出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在“文革”混乱的形势下，个人崇拜等极左做法盛行，下边一听说毛主席批准了，不等中央正式批复下达，就组成了以军队干部为首的三三○工程指挥部，于1971年元旦自行放炮开工，把这个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做成了一个“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工程。指挥部还在工地开展“千人设计，万人审查”运动，设计有图纸、无签名，整个建设工程严重失控。
1971年1月，钱正英完成支援阿尔巴尼亚水电建设任务回国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建设情况，发现设计方案存在严重问题。周恩来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修改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把毛主席批准的工程停下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是外行，也要抓”，遂于1972年11月8日、9日和21日抱病连续召集三次会议，听取汇报，统一认识。一是搞水利工程不能用军事体制和军事办法，“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都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都没有搞过，容易瞎指挥”；二是搞水利工程不能搞空头政治，要精通业务，重视质量，“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三是搞水利工程不能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现在是修改的时候了，再不能等了”。最后，周恩来决定：工程停工，将工程指挥部改组成工程局，进行全面整顿；成立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承担工程总体设计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任主任，钱正英、张体学、袁宝华（国家计委副主任）、谢北一（国家建委副主任）、沈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马跃骥（交通部副部长）、王英先（水电部副部长）、廉荣禄（葛洲坝工程局局长）8人为委员，负责重新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召开了五次会议，对葛洲坝工程设计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组织了一系列试验论证，派出由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严恺率领的专家组赴美考察了20多座大坝电站，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拿出了《葛洲坝工程修改初步设计稿》。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国务院会议审查通过了设计方案，经周恩来批准，葛洲坝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
葛洲坝工程复工后，钱正英狠抓施工管理和工程质量。1977年3月8日，她在三三○工程局队（车间）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建设长江上的第一坝，要向党、向全国人民保证，必须浇出一座第一流的大坝，第二流不行，一流半不行，一点一也不行”。1977年4月，她在北京听取廉荣禄等工程局负责人汇报时说：“怎么样落实四个‘精心’，即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组织、精心指挥，没有这四个‘精心’，任务是完不成的”。1980年1月10日，她在三三○工程局科队以上干部大会讲话时强调：“要在严格、细致上狠下工夫，我们要改进施工管理，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葛洲坝出来的干部和工人应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有现代化水平的、合格的干部和工人，保质保进度才能做到最大的节约”；她从整个长江流域的千秋大计着眼，叮嘱工程局的干部们：“长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动脉，如果我们的工程留下一些质量的隐患，工程中出现了一些差错，经不起过水和汛期的考验，那将造成更大的不堪设想的浪费损失”。她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抓综合进度，要学会全面地、周密地、严格地、均衡地、有节奏地施工，“我们考察工作成绩不能光讲数量，第一要讲质量，第二要讲形象，第三才讲数量。”
钱正英不仅提要求，还经常深入工地检查。1977年至1979年，是泄水闸地上地下工程施工的高峰期，当防渗施工进入尾期时，钱正英不顾机器轰鸣和空气混浊，坚持下到空间狭小、电缆皮管纵横交错的廊道内进行检查。她走遍了所有廊道，仔细检查了许多施工环节，边检查边叮嘱施工人员：“泄水闸是葛洲坝工程的命根子，施工质量千万不能有半点马虎！”而截流前，钱正英更是在工地上度过了56个日日夜夜，与建设者们一道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981年1月4日，钱正英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现场。
经过六年的艰苦奋战，1981年1月4日晚7时53分，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长江第一次被人类制服，滚滚江水驯服地从已建成的巨大的泄水闸东流而去。当钱正英在合龙口宣布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的一刹那，在强烈的闪光灯下，现场的记者发现她的眼中闪着一颗颗晶莹的泪花。当记者追问她此时的心情时，她说：“我想起了周总理和张体学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时刻。”
葛洲坝工程从此进展顺利。1981年6月三江通航建筑物投入运行，7月二江电厂第1台机组并网发电，1984年起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首位；1985年一期工程通过国家验收并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大江截流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项目金质奖；1988年1号船闸及大江航道通航，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整个工程提前一年建成。工程建成后，不仅每年输送出157亿千瓦时的电量，有效地改善了三峡航道，而且经受了多次大洪水的考验，大坝安然无恙，枢纽运行正常。
她给国务院立下“军令状”
葛洲坝工程截流成功时，在一片欢腾的工地上，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口口相传着一个钱正英给国务院立下“军令状”的故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80年秋冬时节，建设者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为葛洲坝工程创造了大江截流的必要条件。国家建委代表国务院对工程进行验收后，于1980年11月17日与水利部、电力部、交通部三部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今冬枯水期进行截流的请示报告》；21日，钱正英和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口头汇报。
但是，当时全国上下都对中国人能否制服千古以来浩浩荡荡的长江仍抱有怀疑，甚至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也对大江截流后已建工程是否能够安全、正常地运行持有顾虑，而已建工程不能安全、正常运行的后果比截流失败还要严重得多。有人形象地说，十年来天天盼截流，国家建委来工地进行验收，就怕不批准，但是批准后就像孩子放鞭炮那样，又欢喜又害怕；还有人讲，现在是“三心”俱全，一是有截流的决心，二是有截流的信心，三是对截流还是有担心。11月25日，钱正英、谢北一又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葛洲坝工程今冬枯水期进行截流的请示报告说明》。他们在说明中简要回顾了葛洲坝工程上马、停工、复建的过程，详细叙述了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采取的处理措施以及工程当前的实际状况，最后写道：
葛洲坝工程和这次截流都具有世界水平，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还没有先例。但是，根据工地现有的技术装备与力量，以及从目前施工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今年实现大江截流是有相当把握的。因此，我们建议国务院原则上批准截流后，具体时间授权工地在三部工作组协助下相机决定并报国务院。
这就是后来传说的“军令状”。
水利工程建设由于涉及许多方面，情况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很多，风险度很大，因此在水利水电行业，许多人都有“摇头容易点头难”的体会。如果对某一措施提出质疑，一般不会冒多少风险；但如果肯定一项措施并付诸实施，就要准备承担一切后果。钱正英事后说：“葛洲坝工程截流、通航、发电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广大的设计、施工、科研人员。我所以敢签字，只是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和信任他们。”
钱正英了解和信任他们，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也信任和敬重钱正英。
工地的领导干部说，钱部长平时待人和蔼、谦虚，但关键时候讲原则，敢担当。葛洲坝工程开工后急需人手，一次会议上，有一个工程建设单位的军代表不但不服从调配，不愿带队来葛洲坝，说话口气还很傲慢。那时候各单位的军代表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正在大家感到为难时，钱部长站起来严肃地说，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出身，军队打大仗哪有不用拳头用指头的道理？葛洲坝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我必须得用拳头来对付这个工程，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军人的基本素质，你必须服从！几句话镇得会场鸦雀无声，后来这支队伍很快来到葛洲坝工地。而钱部长在给国务院立下的“军令状”中，一个“授权”，一个“相机”，充分体现了她高度的责任感和彻底抛开私心杂念、准备为截流失败承担最大责任的勇气。
工地的技术人员说，葛洲坝开工后，经常来工地的钱部长不时受到“左”派的荒唐批判和质问，如指责水利规划是唯心论，枢纽布置是机械唯物论，泥沙是玄学，水文是形而上学等。钱部长一般保持沉默，有时也平静地反问一句：“那我们过去水利建设的成绩是怎么来的？”1974年工程复工之后，钱部长又要管设计，又要管施工，经常深入设计现场和施工工地，向技术人员了解情况，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她还亲自在工地上做模型，进行模拟实验，组织专家攻关，解决了软基处理、大流量消能、航道泥沙淤积、大江截流等一系列难题。许多基层技术人员虽然与钱部长隔了很多层，参加不了上层会议，但钱部长与他们都很熟悉。
工地的老职工们说，每年国庆节和春节，钱部长都会来到葛洲坝工地，和我们一起过节，和我们一起干活，和我们一起在工地上吃团圆饭。1978年春节，宜昌下了多年少见的大雪，钱部长不仅自己坚持来，还带了部里的一批干部到工地参加劳动。一次在工地上开现场会，一位专门从上海调来支援葛洲坝工程建设的老技工说一口上海话，别人听不懂，钱部长就主动给他当“翻译”，老技工说一段，钱部长就翻译一段，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大家都很佩服和敬重她。
钱正英也对那段特殊时期难以忘怀。她说，葛洲坝工程前期由于仍处在“文革”期间，所以建设中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年轻干部很难想象的，不但工程需要的经费、设备和材料不能按期按量供应，而且还要时时刻刻准备接受上边转来的各种“控告”。我每次到工地，最要紧的工作，是为工程局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排除各种干扰。直到1978年后，全国逐步走出“文革”的阴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视察葛洲坝工程，下令要“保证葛洲坝吃饱喝足”，建设工地才走上了正规施工的轨道。
1978年1月，钱正英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左）视察葛洲坝工程建设。
丹江口和葛洲坝这两个工程，虽然在建设过程中都曾有过失误，都经历了上马----发生质量问题----停工整顿整改----修改设计----复建----竣工的曲折过程，但也从中取得了经验与教训，为日后的三峡工程建设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提供了依据，增强了信心。
对长江98洪水的认识与建议
1998年，长江再次发生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抗洪斗争取得全面胜利后，社会各界就如何认识此次洪水以及如何进一步整治长江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流域治理工作，同时回应全国人民的关注，在钱正英的倡议和主持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联手组织了38位院士和6位专家，对长江98洪水的成因及灾情、过去流域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及问题、98抗洪斗争中的决策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综合分析，钱正英亲自起草撰写了《对1998年长江洪水的认识和今后工作的建议》咨询报告、《对1998年长江洪水的一些认识----关于两院院士专题咨询建议的简要说明》，于10月21日一并呈报党中央和国务院。
咨询报告在对长江98洪水作了全面分析后指出，长江流域的水旱灾害之所以严重，除了气象方面的客观原因外，主要的还是由于流域内生态系统的失调，集中表现为：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土地资源过度利用和不合理的开发。在山区，毁坏森林、陡坡开荒；在平原，盲目围湖造田，占用行洪洲滩。这些都招致自然界的报复。而我国生态系统失调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要进行生态系统的重建，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以综合提高生产力为目标，并注意发展、改革和稳定三方面的协调。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以上认识，咨询报告从生态系统、林业建设、工程措施、新技术运用、加强领导及统筹全国水利六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进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重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失调，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恢复原状，而是要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在综合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实现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以1998年的抗洪斗争为契机，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要制定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具体规划、步骤、政策和措施，使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和平垸行洪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把林业建设作为我国国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森林覆盖面积较少的国家，对生态环境很不利。现有森林面积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南地区，恰恰是这次洪灾最严重的两条河流（即长江和松花江）的上中游地区。由于长期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育，重取轻予，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要加强天然林的管育，特别是在大江大河上游和沿河两岸地区的水源涵养林更应加强保护；要开展群众性的造林绿化，加速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和公益林的建设；要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和次生林改造。
三是以建设合理的防洪体系为目标，安排工程措施。长江的防洪体系应包括：水土保持、干支流水库、河道整治、堤防、分蓄洪工程以及非工程措施。当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竞相加高堤垸，而不重视分蓄洪措施的落实。据了解，在目前的复堤工程中，普遍以1998年洪水位超高1.5米为标准加高堤垸。不少水利专家担心，这将再一次造成堤高水涨、水涨堤再高的恶性循环。因此建议：堤防标准要适当，分蓄洪措施要抓紧落实，要充分发挥干支流水库削减洪峰的作用；清障要坚决，河道整治要慎重。
钱正英检查荆江大堤加固工程施工情况
四是加强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与抗洪救灾的需要相比，我国的信息技术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掌握对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害遥感信息的主动权，应加快我国气象和雷达卫星的研制进度，建立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及基础地理信息动态遥感体系；开展长江河道水下地形的测绘调查和监测，建立对水库大坝和防洪大堤等防洪系统的安全监测网络；开发研究对堤防险情快速探测、诊断和整治的新技术和新材料。
五是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长江流域作为一个巨系统，从自然、社会、经济全面考虑，进行统筹安排，综合治理，宏观调控。为此要改变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有权威的机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国务院过去已审定的长江流域规划进行修改和补充，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实施。规划可由粗到细，工作可由近及远，这样既可不失时机，又可避免盲动。
六是统筹安排全国水利。根据我国的气候特点，每年必有旱涝，但旱涝发生的随机性很大。历史上，有连续两年或相隔不长时间，在同一河流上发生较大洪灾的情况，我们应有所准备。同时，也要准备今后在其他江河上发生特大洪水的可能。因此，在部署整治长江的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其他江河的整治。在注意防洪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旱。1998年水毁的农田水利工程，需要和复堤工程同等重视，抓紧修复。北方的节水工作，是我国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更需抓紧开展。
推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
由于黄河水少沙多，不能航行大中型船舶，因此长江是我国唯一贯穿东、中、西部的水路交通大通道，是货物运输量能抵五条铁路、运输成本能降低35%的一条黄金水道。特别是长江流经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和产业最密集的地区，其下游更是从全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长江三角洲腹地穿过，并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上海出海。因此，保持长江航道特别是长江口航道的畅通，确保大中型船舶的安全航行，对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经济社会效益和上海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龙头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江源出青藏高原之后,一路东下，流到尾部的吴淞口，水速减慢，裹挟泥沙的能力也随之降低。经过漫长的自然演进，长江口形成了三级分汊、四口入海的格局。由于河口咸淡水交融的环流系统和特有的水沙运动特点，细颗粒泥沙蓄积在长江口，形成了长达数十公里的“拦门沙”区段。90公里宽的长江入海口，海天茫茫，一望无际，而水面之下，“拦门沙”如骨鲠在喉，锁住了长江与大海之间的顺畅航道。其中，长江口北支已逐渐淤浅，只能通航小船；北港和南槽为6米水深的自然航道；北槽依靠疏浚，航道水深也只能维持在7米，大型船舶需要在口外减载后才能乘潮进入长江，而外贸集装箱船则需要在香港和神户中转，已远远不能满足上海港以及南京以下110多个万吨级泊位的船舶进出需求。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在宽阔的长江口水下，筑南北两道长约50公里的导堤，将两侧的泥沙挡住，把中间的航道挖深，让万吨巨轮能够通行。由于施工现场处于茫茫水域，远离陆地，受大风、大浪、强流及潮位变化等影响而十分复杂，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充满了困难和挑战。长江口航道的变化规律能不能认识？长江口深水航道能不能治？前人已经有过探索和研究。俄、美、日、荷等国河口治理专家曾到长江口进行现场考察，均表示难以治理。钱正英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为“前无古人、世界上也没有类似先例的河口整治工程”，但是，“长江口是可以认识、可以治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科院学部委员、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港口航道工程专家严恺积极呼吁开展长江口航道治理。1982年7月2日，钱正英派出调查组专门倾听了严恺的意见。8月25日，钱正英会同交通部和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召开座谈会，严恺在会上作了《关于长江口综合治理及上海市防洪问题》的发言。1983年7月25日，国务院批复水电部和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同意成立“长江口开发整治领导小组”。但是，1988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统一规定，领导小组被撤消，治理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决策，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改革与发展吹响了新的号角。不言而喻，被“拦门沙”锁住的已不仅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巨大效益，还有大上海腾飞的翅膀以及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跨越式发展的步伐，对长江口航道进行治理势在必行。同年，国家计委将“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演变规律与深水航道整治方案研究”列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
研究过程中，有的专家建议借鉴美国整治密西西比河口航道的做法与经验。密西西比河口也有拦门沙问题，美国从十九世纪开始，经过100多年的治理，航道水深从2.7米增加到了13.6米。钱正英指出，其实两者并不一样，密西西比河口潮差较小，潮汐动力较弱，而长江口潮差较大，潮汐动力较强；密西西比河口的泥沙主要是河流带进海里的流域来沙，而长江口是双向来沙。所以对长江口航道的整治，必须针对长江口自己的自然条件、特点和规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治理。
1996年1月，已是中科院、工程院两院院士的严恺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阐述了打通长江口深水航道与将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以及和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腾飞的关系。3月，李鹏专门召开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汇报会，钱正英与严恺等专家都同意工程早日上马。
钱正英与严恺院士在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汇报会上
1997年，钱正英多次主持或参加相关会议，提出看法，推动了专家共识的形成，坚定了人们对治理长江口的信心。
——在交通部召开的确定工程方案会议上，针对各种观点的争论，钱正英创新地提出了“导流、挡沙、减淤”的指导思想，所有观点首次被统一在这精辟的“六字诀”上。上海航道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周海说：“这里隐藏着一种大智慧。有些问题和观点是争论不清的，而长江口治理工程必须具有导流、挡沙、减淤三大功能，这六个字将纷繁的各种意见和认识全部统一了起来。”
——在钱正英本人主持召开的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作汇报会上，她建议南港北槽整治工程要早开工，稳步走；徐六泾、白茆沙河段的治理和南支河段的稳定工程要同步进行，以求保障。
——在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吴邦国主持召开的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汇报会上，钱正英明确提出，长江口是可以认识、可以治理的，目前河势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有利于采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及时实施工程措施，在治理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对长江口的认识；选择南港北槽作为深水航道是合理的、可行的，论证工作比较充分，项目建设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打开长江黄金水道的瓶颈
1997年1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工程将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分期见效”的原则，最终形成长92公里、底宽350至400米、水深12.5米的深水双向航道，满足第三、四代集装箱船全天候进出长江口，第五、六代集装箱船和10万吨级散货船及油轮乘潮进出长江口的需要。
1998年1月27日，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上海浦东举行，钱正英为工程开工题词：“依靠科技进步，建好长江口深水航道”。
1999年4月，钱正英率中国工程院院士考察团，对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进行现场考察。在工程现场，她对两条巨龙般的导堤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真是水下长城啊！”从此，“水下长城”就成为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代称”。 院士考察团的考察报告于5月2日由中国工程院上报国务院。
钱正英率中国工程院院士考察团考察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
长江口是一个历经数千年发育形成的独特的生态系统，生物资源极具丰富性、多样性，是世界著名的自然保护区。钱正英时刻提醒相关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要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因此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坚守着“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理念，先后投入环保经费数千万元，全力打造生态工程。施工单位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对施工和营运期的水质、生态环境、渔业资源进行了监测，实施了水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尤其是通过底栖生物群落整体移植工程，构建了我国第一个人工牡蛎礁，不仅大大丰富了长江口底栖生物量，还担负起“生物过滤器”的功能，相当于一个日处理两万吨的大型污水处理厂的能力。
2000年3月，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工程竣工，实现了8.5米目标水深并试通航，2002年9月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二期工程2002年4月开工，2005年3月实现10米水深航道全面贯通，2005年11月通过国家验收。
在一、二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独创的，包括科研、设计、施工和管理在内的一整套先进技术。2006年5月，以钱正英为首的、由九位院士组成的专家组，对“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成果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成套技术，是一、二期工程成功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我国河口治理和水运事业的伟大创举，是世界上巨型复杂河口航道治理的成功范例，该项科技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先后获2006年度“中国航海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后，三期工程于2006年9月开工，2010年3月完成12.5米水深航道全面贯通，2011年5月通过国家验收。
工程竣工后，蛟龙昂首，江海联运，大大提高了航道的通过能力，改善了船舶安全航行的条件，提高了大型船舶的营运水平，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长三角进入“大港大船”时代。通过长江口的货运量由2000年的2.2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10.2亿吨；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由2000年的2亿吨增长到2012年的7.3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由2000年的561.2万标准箱剧增到2012年的3253.9万标准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其中仅因运输费、中转费和中转损失减少，每年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77.6亿元，超过了整个工程的投资总额。同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北翼----江苏沿江港口的吞吐量显著增长，催生了南京、镇江、苏州、南通、江阴、泰州六个亿吨级大港。
2011年4月至6月，受交通部委托，中国工程院组织了12位院士组成评估专家组，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雷志栋院士任组长，钱正英等院士任顾问，对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的效果及维护管理措施、社会经济效益、生态与环境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分析和评估。专家组的主要评估结论是：
1、科学决策和动态管理是工程成功的关键；2、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原定目标顺利实现；3、航道整治总体技术水平先进；4、工程经济社会效益显著；5、工程对生态和环境无显著的负面影响。
长江口深水航道运行以来,已全面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长三角地区及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和持续发展的助推器，长江流域的经济宏图随着长江黄金水道瓶颈的打开而展开。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成果也得到广泛推广，已先后应用在东海大桥、杭州湾大桥、洋山深水港、黄骅港外航道整治一期、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天津港北大堤等一大批重点重大工程中。来自美国、荷兰、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以及国内水利、土木、交通等相关行业专家考察后，无不赞叹中国河口工程的先进技术水平。（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