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
150方案的纷争与搁浅
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
“我有责任搞清楚三峡”
移民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担纲三峡工程质量检查
“我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经四川盆地东缘时冲开崇山峻岭，夺路奔流，形成了一条壮丽雄奇、举世无双的大峡谷。这条大峡谷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3公里，因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故名长江三峡。
从空中俯视长江三峡
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夙愿。最早提出三峡工程设想的，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孙中山分别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和1924年在广州作《民生主义》演讲时，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
1944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邀请世界著名高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来华，在中国工程师陪同下查勘了三峡，随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轰动世界的“萨凡奇计划”，这是第一个比较具体的三峡工程建设方案。1945年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开始实施三峡计划。后由于科技界的分歧和相关部门的矛盾，使工程进展困难重重。而忙于内战、资金匮乏的国民政府亦无暇顾及，于1947年5月明令中止实施三峡计划。
1949年汛期，长江发生了大洪水。虽然在解放军和沿江老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但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长江中游自湖北省枝城市至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段的别称）的防洪形势由此显得极为严峻而紧迫。历史上，长江洪水给荆江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从1385年（明洪武十八年）到1937年的五百多年间，荆江大堤共有91个年份溃口；从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中，荆江两岸有16个年份发生洪灾，几乎年年遭灾。长江中游的主要矛盾就是上游来水量大，泄量不够，排掉超额洪水的方法就是加大流量。长江水利委员会研究了许多方案，如加高堤防、开挖分洪道等，但都不可行。因加高堤防有一定的限度，有的地段已经不能再高了，如汛期的荆江段已经是水位高出两岸地面6至10米的“悬河”了；而开挖分洪道虽然加大了荆江段的泄洪量，但洪水还是要到武汉、到下游，武汉及下游还是承受不了。于是，党和国家决定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逐步认识到三峡工程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最有效的工程，特别是对防止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洪涝灾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说，建设三峡工程是历史的必然，而防洪是新中国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出发点。
其实，新中国最早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是毛泽东。因此，三峡工程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梦想。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乘坐海军“长江”舰由武汉到南京，林一山陪同。在舰上的几天时间，毛泽东向林一山详细了解了长江流域的情况，着重谈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林一山汇报说，我们已经在长江上中游的主要支流选择了一些地方建水库，对长江干流洪水进行调蓄，降低中下游水位。毛泽东问，这些水库建起来后，长江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说，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年美国人搞过一个修建三峡大坝的“萨凡奇计划”，当时主要是为了发电，如现在考虑，首先是利用这个大水库的库容来进行洪水调节。毛泽东说，既然花那么大力气、建那么多水库都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三峡水库怎么样？并嘱咐林一山，你们回去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就立即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
1954年夏，长江再次发生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11月下旬，毛泽东在刚恢复通车的京广线专列上，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汇报。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豪情满怀地写下了著名词章《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描绘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围绕建设三峡工程这个问题，不仅在老百姓中间存在不少疑虑，就是在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激进派和反对派。激进派的代表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反对派的代表是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1956年，两人就三峡工程分别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文章。林一山提出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工程不仅能根本解决两湖平原的水灾，而且可以保证万吨巨轮直达重庆、年发电1500亿度以及引水至华北平原，应当尽快开工建设。李锐等人则认为，有关荆江大水会淹死几十万人的说法是夸大其词；三峡工程所发的电根本用不完，将造成投资的浪费；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不但国内解决不了，就是世界上也解决不了。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专题讨论三峡工程，并派专机把林一山、李锐接到南宁，进行“御前论辩”。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工程建设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这项工作。
南宁会议结束后，1958年2月，周恩来率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从武汉登上“江峡”号客轮溯江而上，实地考察三峡工程预选坝址南津关和三斗坪，听取三峡工程研究工作汇报。在船上，周恩来请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讨论三峡大坝要不要建和能不能建的问题，于是林一山和李锐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个说为一举解决中下游洪灾问题，甚至不惜搬迁重庆，建议尽快开工建设；一个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靠加高堤防就能解决，主张先开发支流。周恩来见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便把头转向钱正英，问钱正英是什么意见。钱正英回答说，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的，而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防洪作用很大，应当建，但目前时机未到，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可以先做规划与研究。因此，钱正英说自己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反对派，“我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也因此业内就有了“李锐一棍子把林一山打死，钱正英一棍子把李锐打疼”的说法。
三峡大坝的坝址三斗坪中堡岛
谈到当时的想法，钱正英说，我当时确实认为，三峡工程在长江的长远规划中是完全应当搞的，但在那个时候也确实没有条件，所以不主张仓促上马。我那时的感觉，就是工程的规模太大了，把水位高程定在200米，装机容量2000万千瓦，可当时全国的装机容量还不到1000万千瓦。而且大坝我们也才刚开始搞，在技术上确实还有很多问题。
因此，钱正英的“温和派”，绝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怕担责，恰恰体现了她一贯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原则和责任意识。这种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原则和责任意识，在她28年后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41年后担纲三峡建设质量检查中，一再得到体现并愈显突出。正如她于2001年7月25日写在一张信笺上的一句话：“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通过工作中的严格科学性来体现对人民的忠诚”。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根据这个精神，钱正英组织水利系统相关单位，就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和替代措施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论证。
之后，由于备战、黄河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淤积以及国家经济状况和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三峡工程的相关工作进度及侧重点不断进行调整，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各项工作完全停顿。
150方案的纷争与搁浅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缺电非常厉害，华中特别是武汉地区尤其严重，于是提出要大力发展水电。经对隔河岩、葛洲坝、三峡三个方案的比较后，决定先上葛洲坝工程。《中共中央关于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中指出，“在‘四五’计划期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可行的”；“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七十年代末，随着为备战而开展的中西部三线建设规模的扩大、改革开放的实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以及我国引进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薄板连续轧机的投产，华中及武汉地区的用电形势越来越紧张。一米七轧机一开，武汉几乎全城就得让电，政府为了保生产、保生活，只得规定每周一米七轧机开四天，居民用电三天。有几年过春节，武汉不仅要像其他地方一样分配每人买多少肉、多少豆腐等副食品，还要分配给每户多少度电，以保证广大市民能过上一个比较圆满的春节。当时葛洲坝工程正在建设中，已担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花很大的精力深入建设工地抓工程质量，她看着滚滚长江，心里想着人们说的“长江之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脑海中就跳出了一个念头：能否先上一个小三峡，即使只有100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800万千瓦的发电量，不也比没有强吗？于是，搞一个蓄水位150米的“小三峡”的方案就酝酿起来了。
至于为什么想到搞“小三峡”而不是搞“大三峡”，钱正英说，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移民，蓄水位150米，只需移民30万人，开县有几块小平原，蓄水到160米就淹了，移民就要增加很多，一次迁移那么多人，确实没有把握；第二个是泥沙，水位高到重庆，情况就复杂得多，因此想低一点，水位在重庆以下的峡谷里要好处理一些；第三个就是也想到了投资难。
钱正英与有关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商讨规划方案
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水电部的要求，提交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国务院委托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宋平，邀请了350多名专家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150方案进行审查。审查中，很多人提出意见，说150米太低了，不足以防洪，把资源浪费了。钱正英说，一开始我们硬顶住，说150米以上不能考虑，后来退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防洪时可以临时超蓄，就是把大坝提高到175米，平时按150米蓄水，如果来了特大洪水，水库就临时超蓄，库区有的地方就要临时淹没一下，淹没地方的老百姓临时躲避一下，事后再进行赔偿。这个方案虽然仍有一些人不满意，但还是通过了审查。不满意的人中比较突出的有，上游代表说，你这样搞，超蓄时要淹没的地方叫我怎么搞建设呢？下游代表说，洪水要来了，你还要在库区跟人家就临时躲避及赔偿等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人家不肯走，你怎么办？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 随后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以水电部副部长陈赓仪为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组，以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为组长的三峡省筹备组，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陆续展开。
1984年10月，就在三峡工程按150米方案进行筹备的时候，重庆市委、市政府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对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三峡大坝采用150米方案，其回水末端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实际上把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置于库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不能解决长江上游的航运问题。如将大坝提高到180米，其投资、淹没、移民虽有增加，但综合效益大，且能基本解决长江上游的航运问题。因此，与200米的高坝方案和150米的低坝方案比，180米的中坝方案是一个适中的方案，建议中央考虑采用此方案。交通部也支持重庆的意见。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专家、社会知名人士和政协委员，对建设三峡工程也提出了不同意见。1984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讨论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共有167位政协委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对三峡工程要“慎重审议”，“不要仓促上马”。政协会议闭幕后，经济建设组还组织了专题调查组，到湖北、四川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得出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马，至少‘七五’期间不该上马”的结论。
当时，关于三峡工程的各种意见不仅在国内越来越多，而且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不实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邓小平在一次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三峡工程的提问时强调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
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
1986年4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李鹏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成立三峡省和建设三峡工程问题赴三峡地区进行考察调研，钱正英参加。通过考察调研，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不成立三峡省；二是对三峡工程开展重新论证。
不成立三峡省，是因为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准备需要一定时间，三峡省筹备组又不具备成为实体的条件，以致当时三峡地区形成湖北、四川两省不便管而三峡省筹备组又无力管的局面，既不利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建设，也不利于做好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因此已被中央内定为三峡省委书记的钱正英不赞成成立三峡省。对三峡工程开展重新论证，是为了使对三峡工程的决策更加民主化、科学化，使决策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决定广泛组织各方面专家，并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为此还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即先责成水电部进行重新论证并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研究，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同时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与全国人大和政协通气。钱正英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程序是非常关键、非常正确的，闹了几十年的纷争啊，总算有了一个体现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程序，后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做的。
钱正英一开始也没有想到由自己主持重新论证工作，因为国务院已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当时对如何开展重新论证也有很多意见，如有人提出开一个千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讨论三峡怎么办；有人建议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找一些宏观一点的、超脱一点的专家，研究三峡该不该上；以及由谁主持重新论证，商量了多次定不下来，也没有人主动承担。最后中央决定由钱正英主持重新论证，钱正英也同意接受这个任务时，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开了一句玩笑，说钱正英是“赤膊上阵”，钱正英回答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领受任务后，钱正英在水电部党组会上说，我们这次是搞真论证还是假论证，首先就要看是否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在各个阶段、一定范围内把意见都讲出来。过去讨论不充分就急于要作结论，结果反而作不了结论。这次所有问题都要在论证中搞清，最后由中央去审查、去决策。同时，她要求争论都严格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因此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反对建三峡工程而受到任何打击报复。
1986年6月，水电部成立了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任组长，副部长陆佑楣、总工程师潘家铮任副组长。钱正英首先登门拜访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孙越崎，聘请他为特邀顾问。论证领导小组共聘请了来自各部委办、高等学校、科研院所42个专业的21位特邀顾问和412位专家学者，其中半数以上来自水利水电系统以外；成立了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机电设备、移民、生态与环境、施工、投资估算、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共14个专家组，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复核和重新论证。还有一些对三峡工程持反对意见，但本人不是相关专业专家的，虽然没有进专家组，但是邀请他们参加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参加讨论。论证中还委托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勘测设计单位进行各种实验、计算、研究工作，所以实际参加论证工作的达数千人。
钱正英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
就这样，原来文件规定论证一年，钱正英却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对延长论证时间，钱正英说，就是为了把各方面问题搞深、搞透、搞实，“不搞夹生饭”。对不同意见，钱正英的体会是，提不同意见的人都是积极的、认真的，都是出于爱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正是由于有了不同意见才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因此她要求把不同意见汇编后印发给所有专家，以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论证工作，甚至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如当时有人提出“长江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的问题，论证专家组就专门开了一个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座谈会，认识到一方面长江上游虽然是岩石风化区，但与黄河很细的泥沙不同，因此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另一方面长江的岩石表层被冲掉后就没有生存条件了，这个问题比黄河还严重。于是水电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从那时起就把长江上游像黄河一样划入了重点水土保护区。
论证期间，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换届，撤销水电部，设立水利部，电力与煤炭、石油及核工业组建能源部，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不再担任水利部部长,陆佑楣、潘家铮分别履新能源部副部长和总工程师。经水利、能源两部商议和李鹏总理批准，为有利工作及延续性，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不变，继续负责到底。
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充分论证，得出了“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作决策”的结论；意见比较一致地选择了后来实际采用的建设方案，即坝顶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装机容量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时（后增加到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水库回水可改善川江航道600公里，工期18年（包括准备工程3年），主体工程开工后第9年第一批机组发电；“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
对这个论证结果，钱正英说，尽管有些专家仍有一些不同意见，有几位专家甚至没有在论证报告上签字，但在论证中他们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过去不太认识，后来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不少论证专家也说，原来一直以为钱正英是一个红色革命家，可是一旦与她打过交道后，都会被她在水利水电领域的独到见解和洞察力所折服，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胸怀宽广、颇具战略意识的水利大家。
在钱正英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同时，国务院决定委托世界银行和加拿大咨询公司与国内平行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以与国内的论证相互验证。结果国外研究报告与国内论证报告除了在建议蓄水位、单机容量和总装机容量、通航要求和航运效益等几个方面有不大的差异外，在建设的可行性以及环境、经济等方面的评价都是肯定的和一致的。
“我有责任搞清楚三峡”
说起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这段经历，钱正英深有感慨：“我自1952年当副部长，1975年当部长，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挨一次骂。这一次，我接受重新论证三峡任务时，家里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心想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搞清楚。”
因此，说起三峡工程的方方面面，钱正英如数家珍。
关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钱正英说，按1990年价格，三峡工程的静态投资是570亿元，这个数不包括施工期间的利息和物价上涨因素。我们很怕有“漏项”，专家组又认真进行核算，认定它是可靠的，并留有一定余地的。说老实话，在论证时，我在内部就反复强调，估算的投资最终是要我们背起来的，这是给自己干的。这事儿弄不好，我们要负责任、坐班房的。动态投资，就是计算需要实际筹措的资金，加上施工期间年利率9%的利息和每年3%或6%的物价上涨指数，估算分别是1000亿元和1500亿元。但对于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三峡工程有投入、也有产出，投入的物资价格上涨，产出的电价也上涨，水涨船高，不影响它的经济效益。
关于国力是否能承受的问题，钱正英说，根据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的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到当时阶段，国力可以承受三峡工程的建设。三峡工程总投资分别只占建设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0.73‰和1.23‰，这两个比值还不到此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的一半。而且，三峡工程筹资的关键是开始发电前12年所需的资金，即头三年施工准备期，每年平均投十几亿；其后9年，每年约投30亿左右。发电以后，它资金本身可以自给，到全部建成的第二年，即可还清贷款和收回全部投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华东、华中两大经济区预测到2015年需电量将达2亿千瓦，平均每年需要增加600～700万千瓦，也就是说你不建三峡也要建其它电站，无论是水电还是火电，这笔投资总是要花的。而三峡工程是一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建设替代工程所花的费用要比它多，三峡建成后的上网电价比许多电站的上网电价都便宜。
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会成为“胡子工程”或者说变成“无底洞”的问题，钱正英说，这个问题还是先从静态投资说起，570亿元主要分成三块，即工程、移民和输变电。第一块工程298亿元，包括土建和机电设备。土建的关键是工程量是否包得住，如果地质出了问题、发生变化了，这一下就成“无底洞”了，而三斗坪的地质是坚硬的花岗岩，比较好，这个工程量一般来讲就可以包得住。机电设备，主要是发电机组，这个我们国内机电行业完全能够自己制造。其它水泥、钢材都是常规的，再就是劳动力了。第二块移民185亿元，这是最不好把握的一块。按现行水电站的补偿标准，三峡是最高的了，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资金的早到位和早用，早用和晚用的差别很大，不能等到发电时才移民。第三块输变电87亿元，几条线路包括到上海的输电线路，都算进去了。
关于为什么三峡工程所需资金、物资主要取自国内以及是否会诱发通货膨胀的问题，钱正英说，我们建议三峡工程建设立足于国内而不搞合资之类的形式，主要是因为电是不能出口的，你用人家的钱将来就要由国家还外汇，经济上不划算，用外汇价格毕竟高；还有，你用人家的钱就要买人家的设备，首先国内机电行业就不同意。三峡工程的规模确实是巨大的，但也并不像有的人想象得那样。从实物工程量来看，混凝土量只是葛洲坝的2.5倍，金属材料也只有3倍多。三峡工程年平均用水泥72万吨、钢材13万吨、木材11万立方米，而1991年我国水泥产量已达2亿多吨、钢材5500万吨、木材5500万立方米，可见占用生产资料的比重极小，非常有限，不致影响物价。而且当时国内水泥市场过剩，机电行业也不是很景气，三峡投资全部用在国内，实际上都是启动市场的，可以带动许多产业。
除了这些论证中的专业问题，钱正英还专门谈到了邓小平在三峡工程中的关键作用。当国内外舆论对三峡工程建设的议论沸沸扬扬时，赵紫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实地考察汇报，说建设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经济上都有些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目前看主要是政治问题，还有不少人反对，将来提到全国人大表决，即使能通过，如反对票太多，政治上也不好办。邓小平说，如果技术、经济都没问题，三峡工程建也有政治问题，不建也有政治问题，不建的政治问题更大。钱正英说，邓小平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中央领导层建三峡工程的决心。我理解邓小平这句话，不仅是主张上三峡工程，更深的含义是在强调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分清了两种责任----业务工作者的责任是保证技术经济的可行性，政治家的责任是实现技术经济的可行性。钱正英表示：“三峡工程建成后，技术经济的可行性还需要长期地经受历史检验，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作为业务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对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负责到底，将以无限负责的态度，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正英检查三峡工程建设准备情况。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数十年的争议与论证换来的决议不足150个字，全文如下：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议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
移民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除社会各界对建设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尖锐对立外，国内开展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都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
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就考察和视察了三峡坝区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了长江防洪和三峡争议的有关问题，鼓励大家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此后，他又先后在相关材料上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现在要下中雨了”。因此，到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时，由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新闻单位对三峡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和重大意义进行了广泛宣传，许多过去对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转变了看法，反倒是来自四川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反对的人仍比较多。四川省当时有一亿多人口，其人大代表数量在各代表团中也是最多的。
于是，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率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四川代表团听取意见，而代表们也都说出了心里话。原来，他们反对的原因，主要还是对移民的安置工作有顾虑。三峡移民规模空前，其中70%在四川省，工作的艰巨复杂性可想而知，如果出现问题，代表们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钱正英作为三峡工程移民论证工作主持人，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大多数代表听后表示满意。钱正英还根据四川代表的意见，建议大会主席团，在即将交由全体代表表决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的最后加上一句话：“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建议。
钱正英在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时候，亲自担任了14个专家组中的移民组的组长。她说，我一直认为，水电站是大坝加上移民组成的，眼睛光盯着大坝是不行的，那么大的库容和发电量从哪里来？还不是靠移民！移民是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最大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过去我们在移民工作上有教训，新安江、丹江口等水库的移民工作都留下了后遗症，“文革”期间跑到北京来批我。我在水电部经常讲，“文革”中我挨批，最服气的是挨移民的批，人家还是讲情讲理的。建设三峡工程，我们之所以敢于采用蓄水水位175米的方案，是因为对移民工作心里比较有底、比较有信心了，认为可以做好，也有条件做好。
首先，移民总数虽然很大，要迁移100多万人口，但分散在19个县，每一个县移民的集中程度还没有现在有的水库那么高。
其次，三峡移民一半在城镇，一半在农村。城镇居民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把城镇搬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先搞“三通一平”，就是在上面把场地平了，路、水、电都通了，工厂照样生产，党政机关照样办公。关键是农民，这次要淹没36万亩的耕地，其中水稻田11万亩，这就要研究在淹不到的山上开发土地，如因地制宜搞一些梯田、种一些果林等等，要早点动手，因为创造生产条件是要有一个周期的。
有信心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要淹没的地方多是山区，很贫穷，那个城镇街道就像“一线天”，根本没办法再建设了，农业也绝大部分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字报田”。现在有185亿元投进去，可以重新规划和改造了，对当地的环境改造和人民的脱贫致富也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因此，移民安置工作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把发展生产、改善环境、提高生活水平作为移民安置工作的宗旨和目标。
过去的教训主要是工作简单粗糙，敲锣打鼓地把人送走了，后续工作不到位，迁移农民纯粹在小农业而不是在大农业中安置，还要他们自己解决粮食问题。有的地方该种林的不种林，该搞果的不搞果，偏要他们种粮食，结果粮食又不长，既造成了迁移农民的生活问题，也破坏了水土保持。为此，水电部针对过去水库移民安置中的问题，经过总结和研讨，以改革的精神提出了移民工作的新办法，即水库移民工作必须从单纯安置补偿的传统做法中摆脱出来，改消极赔偿为积极创业，变救济生活为扶助生产，将移民安置与库区建设结合起来，走开发性移民的道路。对三峡库区移民也不硬性要求粮食自给，而是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牧则牧，宜粮则粮；粮食不够可以补给，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全部供给也就是一亿多公斤。
钱正英主持三峡移民论证期间，与当地群众亲切交谈。
“开发性移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国务院决定在三峡库区进行试点。试点结果表明，“开发性移民”大大优越于“赔偿性移民”，新办法受到库区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增强了各级政府做好移民工作的信心与决心。
1993年，国务院制订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明确“国家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由有关人民政府组织领导移民安置工作，统筹使用移民经费，合理开发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相结合，通过多渠道、多产业、多形式、多方法妥善安置移民，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的长远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国务院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三峡移民方案，增加投资概算，鼓励农村移民外迁；要求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10个大城市和50多个部门、单位以多种方式支援三峡库区建设，接收安置外迁移民。
自1993年至2009年，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持续了17年，实际移民120多万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部分外迁到江苏、浙江等地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比原来好了很多，库区移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国家审计署有关资料显示，以1997年为基准，2011年三峡库区地区生产总值4444.66亿元，增长6.71倍，年均增长12.5%；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8694元，增长3.19倍，年均增长10.78%；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6427元，增长2.9倍，年均增长10.33%。
长江水利委员会原副主任傅秀堂说，建国以来，移民数量最大同时也是国家最放心、最安心的就是三峡工程，没有给上层领导带来什么麻烦，原因就是通过开发性移民，一是使移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了原来的生活水平，二是通过移民安置工作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三峡移民工程也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肯定，国际著名移民研究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尔·塞尼曾在2012年贵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中国的水库移民政策是全世界最好的。
担纲三峡工程质量检查
为确保三峡工程的顺利进行，1993年1月，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李鹏任主任委员，钱正英任顾问；1993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全面负责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由原水电部副部长、时任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1956年毕业于华水，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任总经理。
1994年12月14日，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孙中山提出开发三峡资源设想75年，距“萨凡奇计划”问世50年，距毛泽东挥毫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豪迈词句38年。
1998年，三峡工程建设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由于建设初期曾出现过左岸大坝混凝土裂缝、左岸电站水轮机蜗壳导流板撕裂等多项质量事故或缺陷，一度引起人们对三峡工程建设质量的担忧与质疑，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于是，新任国务院总理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朱镕基，找到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钱正英，要钱正英组织一个权威的专家组，代表国务院为三峡工程质量把关。1999年6月，由钱正英任组长，张光斗院士任副组长，潘家铮院士等为成员，全面负责工程质量检查和重大技术问题把关与咨询的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正式成立。于是，自1986年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后，时隔13年，76岁的钱正英为三峡工程建设再次挂帅出征。
由国务院直接向一项建设工程派出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三峡工程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
钱正英率专家组每年两次深入三峡建设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并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作质量检查工作报告。在工地上，钱正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留工程隐患，是三峡工程建设的最高原则，也是三峡工程质量的最低标准”。她对此作进一步阐述：“所谓最高原则，就是任何其他的原则如果和它发生了矛盾就必须服从它。例如，如果速度和不留隐患发生矛盾，应当速度服从不留隐患。其他如经济、美观等问题，都应服从于不留隐患的原则。可以具体设想一下，在工程中，如果导流底孔、泄洪深孔留下隐患，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大坝或基础留下隐患，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船闸、升船机留下隐患，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如果发电设备留下隐患，将会发生什么后果。这些后果都不要我来具体分析，同志们会分析得比我更好。……只有不留隐患，才有可能使三峡工程安全长寿，发挥长远的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钱正英说，专家组是以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来对三峡工程进行质量检查的。
所以，钱正英每次到三峡，听取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汇报的时候，她都强调要少说、不说成绩，多谈问题与教训。这段时间出现了什么质量问题？出了质量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处理后满足不满足设计要求？影响不影响将来蓄水安全？问得细，追得紧，查得深。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兼三峡设计代表局局长、三峡工程总设计师郑守仁（1963年毕业于华水，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说，施工中出现问题，“她首先就看你设计正确不正确、有没有问题。现在看来，通过质量专家组在检查过程中不断地对设计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指导和修正，使设计方案不断地补充和完善，才能使三峡工程顺利竣工和正常运营。”
在钱正英的严格要求和身先士卒下，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的所有专家，做到在检查过程中不辞辛劳、不留死角，指出问题毫不客气、不留情面，监督整改一丝不苟、不留隐患，成为三峡工程最严格的质量把关人。近90岁高龄的张光斗院士，戴着安全帽，爬到几十米高的泄洪大坝导流底孔，用手细细触摸底孔孔面，当他发现14号导流底孔混凝土浇筑存在蜂窝麻面、气泡等质量问题时，对施工及监理人员提出了严厉批评。根据专家组的意见，三峡总公司立即组织有关方面对存在质量问题的部位进行了处理，并举一反三，对所有导流底孔混凝土浇筑质量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和修复。
由于温差、热胀冷缩等原因，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后出现裂缝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世界性难题，三峡工程在浇筑高峰的1999年到2001年，连续3年保持400万立方米以上的高强度施工，最高年浇筑量达548万立方米，远远超过巴西伊泰普水电站创造的年浇筑320万立方米的世界纪录。2000年冬季，三峡大坝泄洪坝段出现多条裂缝，虽然这些裂缝都是表面或表层裂缝，但仍然引起了质量检查专家组的高度重视，把该领域17名全国知名专家请到坝上“会诊”，采取了4道处理措施，直到专家组检查认定“万无一失”为止。
2002年11月，专家组完成例行检查回到北京后，钱正英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武警水电指挥部写来的，恳请钱正英为他们即将出版的《质量事故警示录》作序，该书收录了武警水电部队施工质量事故的典型案例，目的是总结和吸取教训，警示和教育后人，从而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武警水电部队的各项光荣任务，钱正英欣然命笔：“该书反映了部队党委敢于正视问题的坦荡胸怀和勇于揭露矛盾的务实作风，难能可贵……作为一支承担工程建设任务的施工部队，没有工程质量上的合格，就不可能做到政治上的合格……我也希望水电领域的其他施工单位以及其他领域的施工单位，都能从中受到教益”；另一封是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的一个工程局写来的，信中说因为钱正英在一次质量检查总结会上批评了他们，使他们的信誉严重受损，影响了好几个工程项目的中标，“请求钱副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为工程局正名”，钱正英断然拒绝。
经过质量检查专家组和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不留工程隐患，是三峡工程建设的最高原则，也是三峡工程质量的最低标准”这句话，在广阔的建设工地深入人心，“让三峡工程经得起全国人民的检验”成为全体员工的共同目标，三峡工程的建设质量逐年提高。三峡工程每年的质量验收合格率都是100%，但是在三峡建设者的眼里，合格率已不是考核的标准，优良率才是考核的标准。三峡工程的优良率1999年是80.7%，2000年为81.5%，2001年达86.2%，2002年又提高到91.9%。
2003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的第十个年头，险峻的西陵峡峡谷之间，奔腾的长江惊涛之中，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斩水劈山，巍然屹立。按照计划，三峡水库将于6月1日开始蓄水，大坝将关闭泄水闸门，江水将在这里止住脚步，大坝是否能做到固若金汤？是否能够抵挡大江汹涌激流的冲击？
蓄水前，国务院验收组对大坝进行了最后的鉴定验收，结论是：已建成的三峡大坝，质量满足设计要求，水库蓄水将是安全的。
蓄水后，大坝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挡住滚滚东流的大江，坚如磐石，稳如泰山，“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蓄水发电后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钱正英挂帅的质量检查专家组为三峡工程如期顺利建成并发挥巨大的综合效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三峡工程设计负责人之一钮新强（1983年毕业于华水，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说，钱主席带领的质量检查专家组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教育，一是要求严格、学术严谨，我在几次汇报中被问得下不了台，迫使我们对设计作进一步的反思、调整和优化；二是深入现场、实地查看，甚至夜间不通知任何部门或个人，直接到工作面进行检查；三是既坚持原则又鼓励创新，他们对我们的教育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郑守仁补充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通过质量检查专家组的严格要求和三峡工程的实践锻炼，培养出了一支过硬的队伍，包括设计队伍、施工队伍和监理队伍。
这个工程，这支队伍，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他对工程技术人员说，今天到三峡大坝来看一看，感到很高兴、很激动。国家取得这么伟大的成绩，这也是你们作出的贡献。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必须靠我们自己砥砺奋进、不懈奋斗。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会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敲锣打鼓那么轻而易举就实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大国重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通过自力更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试想当年建设三峡工程，如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哪会有今天的引领能力呢。我们自己迎难克坚，不仅取得了三峡工程这样的成就，而且培养出一批人才，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能力感到自豪。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上下同心，13亿多中国人齐心合力共圆中国梦。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