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把水利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上来
走向市场中创造的多项第一
推动中国泥沙研究走向世界
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建立水管理法规体系
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5月上中旬，中国发生的两件事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件是《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帷幕；一件是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以及五位副省部级干部为主要成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登上了西行的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被国外媒体喻为“中国即将实行大规模改革开放的侦察兵”。
代表团对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二战后德国分为东德、西德两个国家，1990年统一）五国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访问，对各行各业及社会生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与其相比的巨大差距，使代表团成员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钱正英说：“记得到西德的当天晚上，我国驻西德大使就在使馆给我们放了一个西德的纪录片，纪录德国战败后经济从破败到复苏的过程。片中，从苏联前线回国的士兵都是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武装也被解除了，个个像叫花子，柏林城乡一片废墟，人民无以为生。到战后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恢复发展了。这个纪录片我一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感觉这几十年，欧洲国家发展很快，对我们非常震动。另外，在这五个国家普遍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很多。像我们这些人，从参加革命，就怀抱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但当时看到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震动。”
钱正英随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
代表团回国后，以谷牧的名义，写了一个很长、很有力度也很大胆的考察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如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实例：西德一座大型煤矿，年产量5000万吨，职工2000人，而在我国得十几万人；瑞士一座水电站，装机2.5万千瓦，仅12人，我国一座同样规模的水电站却有300人；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材350万吨，9000人，我国武汉钢铁厂年产钢材230万吨，6万人……。分析落后的原因，报告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报告同时认为，当前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好时机，必须毫不犹豫紧紧抓住，因为当时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此次到访的五国，都没有按照国际交往对等的原则，由副总理出面接待，与代表团会谈的都是各国的总理、首相甚至总统或国王。法国总理与代表团会谈时，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代表团结束丹麦访问前往西德，首相亲自到机场送行，说：“你们就要到大国去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主动对代表团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帮助，4亿马克怎么样？不用谈判，握握手就算定了。如果不够，40亿马克也可以，谈一个小时就可以定。”
6月下旬，代表团集体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正式汇报。汇报会开得很长，从下午3时半一直开到晚上11点，最终形成了“思想要解放，大门要打开，胸怀要敞开”、“凡是有利于我国经济起飞的措施都要大胆尝试”、“把引进技术的重点放在西欧”、“不要议论了，应当拍板了”等共识。因此，正是这支“侦察兵”,为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高层领导带来了宝贵的情报与建议。而中国与西欧的接近，使美国政府着急起来，连忙派出总统特使访华，加快中美建交谈判。
当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清理了“左”的错误影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钱正英说：“我个人感觉，我们这次五国之行，至少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我们自己的基调：一个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一个是一定要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从我们亲身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感觉到必须急起直追，再不能耽误时间了。”
这次“侦察兵”的经历，不仅给钱正英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也对钱正英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把水利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上来
如何改革开放？怎样急起直追？钱正英认为，虽然大政方针要中央决定，但政府职能部门也不能一味地、被动地“等、靠、要”，而应该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存在问题，认真做好职责内的工作。1981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水利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钱正英作了《把水利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的会议主报告。
钱正英在报告中说，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全国水利基建投资473亿元，水利事业费315亿元，修建了大量的工程设施，已有水库8.6万多座，水闸2.5万多座，堤防16万多公里和大量的河道沟渠，排灌站7000万马力，小水电站近700万千瓦，机电井200多万眼，灌溉面积7亿亩，这些工程设施已经成为抗御水旱灾害、开发水利资源的重要手段和巨大财富，而数量更大的是人民群众直接和间接付出的劳力、财力、物力及移民等方面的代价。但是也应当认识到，这些成就花费的代价太大，浪费是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由于规划设计不当和瞎指挥而造成的直接损失，这从全国来说是局部的，但损失是严重的；由于施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浪费，这在大、中、小工程以至农田基本建设中是大量的、普遍的；由于计划管理不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建成投产，或只能发挥部分效益，造成国家投资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压，这在不少地方是严重的；由于对现有水利设施管理不善，使一些工程没有发挥应有效益，一些工程遭受程度不同的破坏，形成了损失、浪费和积压，这在全国是普遍的，有些地方是严重的。
钱正英在水利部太湖局干部大会上讲话
钱正英在对水利工作的成绩和问题进行总结与分析后指出: “过去，我们一讲水利工作，一搞水利规划和计划，往往热衷于上多少项目，要多少投资，动员多少人，做多少土石方，而不认真地计算经济效果”；今后，“为了使水利工作走上稳步健康的发展轨道，我们提出，把水利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要把加强管理贯彻到各个方面，首先是加强对现有工程的管理。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她坦承：“从水利部的领导思想上检查，这一点做得还是不够的”。她强调：“巩固现有基础，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才是我们修建水利工程的最终目的”。因此，“水利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水利工作发展到现阶段对我们提出的迫切要求，是关系到水利工作能否继续前进的重大决策。”
那么，怎么体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呢？钱正英对各级水利部门的领导以及各相关部门和各流域机构分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各级水利部门的领导，应当把加强对现有工程，包括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列为首要议事日程，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析情况，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干部、教育和劳动部门，要把建立和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和培训管理机构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列为首要任务；
----计划、财务、物资、统计部门要把对现有工程的管理，列为首要的工作任务，并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制度；
----在水利规划中，要首先对现有工程作出评价，研究如何合理发挥现有工程的作用，对于一些没有达到设计效益的工程，应当查明原因，研究是否需要修改规划设计；
----勘测设计部门要防止重视新建项目、轻视现有工程的偏向，首先为现有工程做好勘测设计的补课，提出技术总结，定出管好用好工程和开展综合经营的必要措施；
----建设部门要加强有关管理方面的要求，将工程一气呵成，不留尾工，并按照水利部颁发的验收规程，进行验收后交付管理使用；
----科研部门加强有关管理科学和水利经济学的研究，提高现有工程的技术管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各流域机构应当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贯彻以上精神，并研究如何开展对水系的管理。
----各级水利部门，要拿出过去建设每项工程时的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来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工程的管理工作。
钱正英还特别强调了在做好管理工作中要加强职工教育的问题。她说，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对干部培训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高了部分干部的文化及科学水平。但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忽视了对干部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把职工教育放在应有位置上，致使一些干部安于当外行。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我们职工队伍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却与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过去水利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与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低，有很大关系，今后要走一条投资少、收效大的路子，必须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科学和经营管理水平。要提高对现有工程的管理水平，根本一条也是要提高职工各方面的水平。因此，无论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从今后发展需要来说，都应该重视职工教育，及早规划，落实措施。她对此提出了四点要求：要把职工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认真落实这次会上提出的《水利系统1981～1985年职工教育规划》；要建立和健全职工教育工作的专职机构，加强领导，统一管理；要舍得花本钱，把职工教育作为一项非常必要的“智力投资”；要注意质量，为培养一支能担负起现代化任务的水利职工队伍努力奋斗。
全国水利管理会议后，水利系统的管理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规范，为此后不久陆续开展的实行招投标制、项目法人制和引进外资等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制定水法等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走向市场中创造的多项第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钱正英为部长、党组书记的水电部领导班子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带领水电行业在国家基本建设领域率先走向市场，水电建设单位在管理体制改革中创造了多项第一，不仅为基本建设领域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经验和样板，而且在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冲击波。
石塘水电站，是我国探索施工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水电工程。为改变过去水电建设投资大、工期长、见效慢的状况，加快水电站建设，水电部决定，石塘水电站以浙江省电力局为业主，由华东水电工程咨询公司进行总承包试点，实行质量、进度、造价三大控制；将主体工程分为五个部分，采用五种招标或承包方式。其中土建工程部分经国内公开招标最终由水电十二局承担；发电机组部分经询价议标由杭州发电设备厂承担；金属结构制作部分经邀请招标由水电十一局三门峡水工机械厂承担；机电设备安装部分经简化招标由水电十二局承担；库区公路部分经省内招标由仙居县第二建筑公司承担。工程于1985年7月开工，1988年12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90年6月全部竣工，改革达到了预期成效。
与石塘水电站差不多同时建设的鲁布革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引进外资、第一个对部分项目实行国际招投标和率先实行项目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甲方项目管理机构----鲁布革工程管理局，通过招投标竞争引进了国际承包商----日本大成公司。这就意味着，在同一个工程的建设工地上，国内建设单位将第一次直接面对经济强国在技术、装备、管理水平等领域的强有力竞争，在工期、质量、施工能力等方面的强有力挑战。水电部作为水电行业改革开放的领导者，中国水电第十四工程局作为试点工程的实践者，都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当时有不少人抱怨说，我们打扫完房子，搭起了舞台，正准备上台，可到头来演员却换了！而更大的冲击是思想观念的碰撞和心理的失衡。当时十四局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100多元，而派到大成公司的劳务人员月工资有1000多元，不少人不服气，有怨气，甚至消极怠工。工资高的人到食堂吃饭，打饭打菜时就少给一点，谁让你工资高；他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得不到用心照看，谁让你给外国人干活？！工程开工后，大成公司在引水隧道单向全断面掘进施工中，一举创造了平均月进度231米、最高月进度373米两项新纪录，是国内建设单位月进度的2.5倍。与此同时，十四局承接的建设项目严重滞后，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很难按期实现截流目标。大成公司只派来了少量管理人员，使用的劳务人员都是十四局的职工，为什么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下，生产效率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承认落后是痛苦的，差距刺激了干部职工的自尊心，冲击了狭隘自满的思想，唤起了竞争意识和“为国争光，为国争气”的精神。
通过学习、消化和改进，十四局建立起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水电工程建设实际的项目管理制度，水电部也在工地推行了国际通行的工程监理制和项目法人负责制等管理办法，在技术、装备不如大成公司的情况下，发动和带领广大职工，很快也创造出了泄洪洞大断面扩挖月进度245米、大坝填筑年强度100多万立方米两项新纪录，不仅把耽误的时间抢了回来，取得了工程提前发电、提前竣工的成绩，而且创造出多项中国“第一”，被誉为中国水电基础建设对外开放的“窗口”电站。
1987年6月，李鹏总理在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号召建设行业学习和推广鲁布革经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同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鲁布革冲击》的长篇通讯以及系列评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1992年，鲁布革工程管理局局长张基尧（1967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1996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局长，2003年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获评首批“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葛洲坝工程局是水电部所属最大的工程局，也是水电行业中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第一个完全走向市场的工程局，当时的负责人及中层干部至今对此记忆犹新，甚至心有余悸。当年，钱正英亲自参加工程局三级干部大会并作动员，说走向市场就是“不保工程，不保费用，不保工资”，自己找活干、找饭吃，并用“不管你再困难，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一句话表示了水电部领导班子的决心。说实话，不要说工人，就是干部中，当时对这句话嘴上不好说，心里反感的不在少数，“我们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说不管就不管了？！”而当工程局把干部大会的精神传达给全体职工后，特别是当走向市场之初工程局经营遇到困难时，什么样的难听话都出来了：“小孩断奶还要喂口稀饭”；“水电部六亲不认”；“钱正英铁石心肠”……。也难怪啊，从国家安排、衣食无忧的水电部“长子”一下子变成四处投标、自己找饭吃的“流浪儿”，发工资时，没钱；报销医药费时，没钱……职工难过，天天嗷嗷叫；干部难熬，夜夜睡不着觉，主人翁的优越感一下子全没了！
钱正英深入水电建设工地看望慰问一线工人
但是，经过几年市场经济的沐风栉雨、摸爬滚打，从国内第一个中标的板桥水库复建工程，到国外第一个中标的阿富汗水利灌溉工程，葛洲坝工程局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并且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拥有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在内的70多个高等级资质的中国水电系统第一家企业集团、第一家上市公司和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百强企业，承担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三分之二的工程量，主营业务从水利水电扩展到火电、核电、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市政、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工程领域，范围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国际市场，只要打出“葛洲坝集团”的牌子，没人还要查你的资质。干部职工都说，“葛洲坝”能有今天，与那个时候水电部和钱部长首先把我们推到市场，让我们最早了解市场、尽快适应市场，是密不可分的。
推动中国泥沙研究走向世界
由于我国北方河流普遍具有泥沙多的特性，所以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对泥沙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大江大河治理的推动下，我国泥沙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一批留学欧美的专家，回国后将国外先进经验与国内实际相结合，在应用上解决了我国重大水利工程和河道治理工程中的泥沙问题。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工程实践中，我国在泥沙研究领域始终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建立泥沙研究国际组织逐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对此，钱正英也非常重视，并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推动。
1980年，第一届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钱正英出席会议并致辞。在会上，中国专家提出了在中国筹建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倡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学司司长杜米特列斯库和与会外国学者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因代表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口合作的是教育部，因此，1981年，水利部、教育部、国家科委和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筹建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请示，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后，由教育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同年，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议案，获得大会的支持，并决定进行可行性调研。1983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建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决议。
1984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中国建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达成协议，并正式签字。1984年7月21日，钱正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在水电部与前来访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举行了会谈，就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成立以及今后的工作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后，又共同前往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出席中心的揭牌仪式。
钱正英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为国际泥沙培训研究中心揭牌
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究中心，标志着我国水利泥沙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水利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的协议，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由中国政府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资助，中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水电部，中心设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协议还规定，由中方承担建造一座泥沙中心大楼的任务。在钱正英的关心支持下，泥沙中心大楼于1991年竣工，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出席落成剪彩仪式并讲话。她说，看到泥沙中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感到十分欣慰，希望泥沙中心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使命，为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泥沙问题做出贡献。
钱正英一直非常关注泥沙问题研究工作，因此也格外关注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的建立与发展。泥沙中心成立后，不论是在水电部部长还是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任上，还是退出全国政协领导岗位后，钱正英都经常参加中心的学术活动，听取中心的工作汇报。长期以来，泥沙中心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优质服务”的发展方针，积极介入国内的泥沙工作，特别是大江大河的泥沙研究，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不断开拓对外联系与交流的渠道，每三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促进世界泥沙学术水平的提高。中心创办的《国际泥沙研究（英文版）》于1985年正式出版发行，并被《科学引文索引》（SCI）全文收录。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及《国际泥沙研究（英文版）》成为我国水利对外的桥梁和窗口。
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又是构成环境的要素，人类生活和一切生产活动都离不开水。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将与水相关的规章制度上升为由全国人大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水法，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水事管理的必要条件和必然选择。对此，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过不少提案，社会各界也多次呼吁，要求国家尽快制定水法，依法治水。
1984年1月，全国水资源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由水电部、国家计委、交通部、地矿部、建设部、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参加的水法起草小组，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主持水法起草工作。钱正英组织起草小组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制订了《水法起草大纲》，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全国水资源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水法起草大纲》的意见与建议，经过充分讨论、多次修改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草案)》。
1987年11月17日，受国务院委托，钱正英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草案)〉的说明》。1988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草案)》；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发布第六十一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水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水的开发利用、水及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用水管理、防汛与抗洪、法律责任、附则共七章五十三条。《水法》规定，水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对水资源实行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基本政策。《水法》对水的开发利用、水及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用水管理、防汛与抗洪、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1988年2月1日，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召开，钱正英以《大力贯彻〈水法〉，迎接水利新时期》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
钱正英在报告中说：“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于1月21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一号国家主席令已予公布，并定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与水有关的所有部门和各地盼望已久的大事。《水法》的贯彻，标志着水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钱正英将《水法》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注重效益。《水法》第一条载明，实施《水法》的宗旨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止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注重综合效益，进行全面服务，是新时期水利工作的目标，也将是水利系统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是全面管理。《水法》明确提出对水、水域和水工程进行管理与保护的要求。这是我国宝贵的水资源永续利用，充分发挥水工程的综合效益的保证。资源管理与工程管理的结合，将促进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变革，为水资源和水工程综合开发与综合经营开辟新的前景。
三是协同各方。《水法》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管理不是为了享有权利而是更严格的承担义务。《水法》的这种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宏观上加强统一管理，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管好用好水资源的积极性。今后，水利部门要大力做好协调工作，争取全社会对水利的关心与支持，协同各方，办好水利。
四是依法治水。《水法》从水的所有权到水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科学治水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水法》还就科学考察、调查评价、流域规划、分配制度、工程建设、用水管理、防汛抗洪等规定了工作原则和程序，因此在依法治水的过程中，水利部门也要依法改进本身的工作，努力建立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水利工作秩序。
钱正英最后说：“我们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水利工作的新经验，认识当前水利形势发展中的新因素，紧紧把握贯彻《水法》这个统揽水利全局的关键，在今后的水利工作中，注重效益，全面管理，协同各方，依法治水，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作出新的贡献。”她还对《水法》的学习宣传、骨干培训、贯彻实施等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了要求。会后，全国水利系统掀起了学习、宣传和贯彻《水法》的高潮。
钱正英深入基层检查水法贯彻落实情况
《水法》实施九年后，1997年9至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以副委员长王丙乾为组长的执法检查组，对《水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组听取了有关部门、省市和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情况汇报，实地视察了20多个地市的水利建设情况，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2月27日，王丙乾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认为《水法》颁布以来，全社会对水利工作的战略地位有了更高的认识，依法治水、依法管水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取得的主要成效有：
----国家把水利建设摆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千方百计地加大水利投入，“八五”期间，财政预算内安排的水利投资比“七五”期间增长了64%；
----水利执法工作力度加大，水事秩序趋于好转，水利工作已开始向依法管水的方向转变；
----水利建设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防洪排涝、灌溉和供水体系；
----水资源保护得到加强，以“三河三湖”为重点的污染治理工作全面铺开，将为江河湖泊污染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
----全社会节水意识有所增强，工业企业、农业灌溉、城镇居民用水的节水力度趋于加大；
----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为加强水资源的宏观调控，促进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水价改革为突破口，以建立多元化水利投资体制为重点的水利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为水利事业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建立良性运行机制开辟了方向。
建立水管理法规体系
《水法》的制定是中国水利工作的新起点，依法治水必将促进水利事业的科学发展和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水问题的复杂性和我国国情的多样性，《水法》不可能包罗万象，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也不可能靠一部《水法》解决所有水问题，钱正英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说：“《水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水的基本法，法律条文力求简明扼要，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规定得很具体。水涉及到各行各业与千家万户，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因此除制定《水法》以外，还需要陆续制定若干专项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也需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这样，逐渐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比较完整的水管理法规体系，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因此，《水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钱正英在狠抓贯彻实施的同时，对根据《水法》修订原有法规、抓紧起草与《水法》相配套的专项法规以及各地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提出了要求，并亲自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起草工作。
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下简称《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明确，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林业、农业、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国家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制度。《水土保持法》还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规划、预防、治理、监测和监督等主要环节以及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
老院长接受笔者采访
另外，1984年5月1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后又分别于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两次进行了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1997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明确了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防洪费用按照政府投入同受益者合理承担相结合的原则筹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应当服从防洪总体安排，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同时以六章的篇幅就防洪规划、治理与防护、防洪区和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防汛抗洪、保障措施、法律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
在此期间，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60多件水行政法规和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台了300余件地方性法规，大体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水管理法规体系，水利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促进了水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为进一步实现水利工作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以上法律与规章，有的是钱正英任职水电部部长时，直接组织领导了调研和起草工作；有的是钱正英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起草和修订工作得到了钱正英的指导与支持。接棒钱正英担任水利部部长的杨振怀说，钱部长在任时抓《水法》、《水土保持法》及相关规章制订，给我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当部长后是“萧规曹随”，大力贯彻《水法》等法规，依法办事，遇到问题多次向钱部长请教。湖北省政协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姜兆雄曾参加了《水法》及相关规章的调研起草工作，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广大的水利工作者及各级领导还在一心抓工程建设、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以及依法治水重要性的时候，钱部长就在一些会议上说，立法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法律的规范就搞不好水利建设，并亲自组织相关人员开展调研起草工作。
杨振怀和姜兆雄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接受的采访，却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完全相同的话：“钱部长站得高，看得远！”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