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恩来总理学做人学做事
亲力亲为实事求是的领导
爱才惜才尊重知识的部长
追求真理敢于挑战的科学家
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者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向周恩来总理学做人学做事
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以及各大城市的所在地。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治水要求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对水利事业给予极大关注。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代表时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并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1950年8月，周恩来又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1958年，周恩来总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边吃饭边听取钱正英汇报。
周恩来任总理的27年中，亲自领导中国的水利事业，他的足迹遍及全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他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克服了各种干扰挫折，及时做出了正确决策，避免了一些重大失误。
自1950年钱正英为苏北新沂河工程第一次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26年来，钱正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从事水利建设。周恩来把钱正英视为年轻的领导干部和党内的水利专家，既着力培养，十分重视她的意见，又严格要求，批评中满含着希望。
钱正英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副部长后，一次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周恩来向外宾介绍到钱正英时特地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到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瞎指挥，一些水利工程在建设中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水电部既不敢制止也不敢如实汇报，以致一个在建工程发生了重大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
“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有一个省的负责人宣称已经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水电部拟组织学习推广。周恩来带着钱正英等坐直升飞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语重心长地说，看水土保持要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
1959年，水电部设想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钱正英带着会议文件初稿去向周恩来汇报时，他哈哈大笑说：“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恩来的批评与说服，水电部修改了这个口号。
1959年，为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了一座展览馆。有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突然转过头问钱正英：“有人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了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房，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说：“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也会做这种事。”这句失望、痛心的话说的虽轻，却使钱正英受到强烈的震撼，“羞愧得无地自容”。回部后，钱正英立即在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并提出自己的建议。部党组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的检查报告。
周恩来视察水利工地，从不搞特殊化。“在密云水库，总理和大家围坐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一顿同志们亲手包的家常饺子。在三门峡水库，一个小伙子一边吃着馍，一边挤到总理面前，总理随手掰了一块，放到嘴里尝尝，乐得大家笑了起来。”
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钱正英深深地为周恩来心系人民、关心群众、鞠躬尽瘁的忘我精神和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她自觉以总理为榜样、为楷模，向总理学做人、学做事，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在实践中得到很快提高，成为周恩来最信任的水利工作领导干部之一。1958年，为解京津地区干旱之急，周恩来批准密云水库提前上马，亲自点名由钱正英牵头，与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组成建库三人领导小组。钱正英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组织20万建设大军日夜奋战，仅用10个月就基本建成主、副坝，并于1959年8月取得了安全拦截潮白河大洪水的胜利。
1959年，钱正英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密云水库。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十分重视钱正英的意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解放军某部出于战备考虑，计划在苏北地区开挖一条运河，得到军委领导层的支持。当钱正英由于反对此举而受到指责时，周恩来表示了对钱正英的支持，并亲自向军委领导层作了认真的解释。1965年，京津地区发生干旱，次年1 月，周恩来听取天津市关于抗旱与生产安排的汇报时，天津市提出，农业上为保50 万亩水稻，要求中央增加6 亿立方米的水。周恩来问钱正英：“密云水库还有多少水？”钱正英说：“还有15 亿立方。”周恩来说：“拿出12 亿，北京、天津各6 亿。”钱正英说：“密云水库的水最好不要再重新分了，要从最坏处作准备。因此，我的意见是维持原来的分水方案，6 月以后再说。”周恩来随即表示赞成，说：“好啊！要留有余地嘛！城市和农村都要节约用水。”
“文革”开始后，钱正英作为水电部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造反派批判钱正英反对和篡改毛主席支持的“蓄小群”治水方针，周恩来亲自向造反派作解释：“这不是钱正英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都有责任”；并指出：“‘蓄小群’与‘排大国’，两句话不能绝对讲，不能只要这不要那。”周恩来还交代水电部历任军代表，遇到水利业务上的问题可问钱正英。
1968年，周恩来借刘家峡水电站发生重大事故，以需要懂业务的干部前往处理解决问题为由，“解放”了钱正英。后来一些其他部门也以此为例，恢复了一批老干部的工作。
“文革”期间，升降沉浮的变化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领导人一段时间不露面，很可能就是被打倒了。1973年，周恩来病情发展接受手术期间，钱正英也因腿摔骨折住院治疗。一天，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请查问一下钱正英的情况，怎么好几个月没有她的消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后，一次李先念、钱正英等一起回顾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对钱正英的精心保护，李先念半开玩笑地说：“钱正英啊钱正英，你要在总理像前天天烧烧香！”钱正英不相信九泉有知，然而她的思念却是永远的。她感到，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特殊的荣幸就是曾经跟随周恩来整治祖国的江河，总理是她倾心爱戴、深沉留恋的领导和师长。1988年，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钱正英写下了《跟随周总理治水》的纪念文章。
钱正英在文章中回顾了20多年来跟随周恩来治水的经历，充满深情地写道:
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今后，我们仍将在祖国的江河中，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着周总理的召唤前进！
敬爱的周总理，宏伟艰巨的治水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按照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完成您的遗愿!
亲力亲为实事求是的领导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央曾经两次专门发文，要求领导干部自己起草讲话稿，但是客观地说，能做到的不多，但钱主席在中央发文前就是自觉地这么做的，而且做到了长期坚持。
钱正英投身水利建设时，知识分子极为缺少，从计划到总结都得自己弄，养成了文字材料自己动手写的习惯。早在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时，相关工作指示、讲话材料和总结报告，她都是亲自动手，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她还经常代地方党委、政府起草对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为《渤海日报》撰写做好黄河防汛工作的社论，1948年在为《渤海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就提出了“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的指导思想。1948年河务局组织开展的春修工程任务重、施工量大，共使用民工133万工日，砖石3.2万立方米，土方256万立方米，秸料、苇子、柳枝1383万公斤，各项复堤整险工程圆满完成。钱正英亲自对春修工程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河务局召开的各县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上作了春修工程总结报告，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春修工程的成绩、经验、存在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措施。报告受到上级的称赞和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河务局根据大家要求将报告印发各基层单位。
钱正英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后仍是这样。与水利部业务交往较多的农林部部长杨立功曾非常感慨地对钱正英秘书说，你们钱部长很多事情都亲自动手，这在部长中是少有的。
难能可贵的是，钱正英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身居高位，坚持到耄耋之年，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每一个项目数万乃至数十万字的综合报告，第一个和第二个项目的报告由钱正英亲自起草并修改，后四个项目的报告经钱正英数次修改后定稿。
在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的12年间，钱正英的年龄也从76岁增长到88岁，不变的是她总是亲自率队考察，亲自主持会议，亲自完成综合报告，亲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为了写好综合报告，每次考察调研，不论是荒漠戈壁，还是崇山峻岭，她都亲自前往，行程数万公里。主持“西北水资源”项目，她九次率队赴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新疆考察调研，最多的一次跑了四个省区，间隔最短的一次从内蒙返京后仅一周即远赴新疆；主持“东北水土资源”项目，她七次率队出关，此时她已年过八旬；主持“浙江沿海开发”项目期间，她以88岁的高龄，不顾风大浪高，在七天之内登船前往洋山岛、泗礁岛、岱山岛、衢山岛、金塘岛、六横岛、洞头岛七个海岛，实地察看港口、船舶、海水淡化等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以掌握更直接、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她常说：“不到现场，不亲眼看到，心里不踏实。”
钱正英考察调研，每个项目都要到现场看，每个问题都要搞明白。这是1991年10月考察水布垭坝址。
钱正英一生献身水利事业，可业内也有她曾两次“背叛”水利界的传说。
一次是葛洲坝建设时，原设计方案是水电部做的，考虑到水电站安装运行方便，将电站安排在紧靠长江左岸的位置，而将船闸放在电站和泄水闸中间。交通部认为，这样布置会导致船闸附近江水的横向流速过大，船闸将不能安全运行，不仅不能保证船只通过安全，而且可能淤塞船闸上下游的航道。当时工程已经开工，重新研究设计方案面临的阻力相当大，有很多人不赞成“翻案”，争论非常激烈。钱正英认为，如果设计发生错误，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坚持重新研究设计方案。水电部驻工地的副部长、局长都反对钱正英的意见，一位副部长问钱正英，你是真的支持交通部的方案？你怕他们？钱正英说，我当然是真的支持他们的方案，因为他们有道理。最后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修改了原方案。
还有一次是深圳市要治理深圳河污染，城建局拿出的方案是“分散治理,从污染源治起”；水务局提出的方案叫“大截大排大引”,即把污水一起截流,在珠江口建一个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进珠江，为弥补大截了之后水源不足再从东江引水。两个方案争执不下，深圳市领导意见也不统一，遂请正在深圳的钱正英帮助“裁决”。水务局认为这个“官司”必能打赢，可最后的结果是钱正英支持了城建局的方案。钱正英回到北京后，城建部的人给她打来电话，说我们都知道你在深圳作的结论了，而水利部门的一些人则议论纷纷。但后来水利部门人员也承认城建局的方案是对的，建成后的事实也证明，“从源头治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海河流域治理中，为控制洪水多发的滹沱河，规划在河北省平山县建设岗南水库，而建设岗南水库就要淹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两难选择面前，河北省和水电部都不敢定。钱正英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力陈岗南水库建与不建的得失利害，认为建岗南水库淹没西柏坡村，利多得多，影响好；为保留西柏坡村而不建岗南水库，影响不好。毛泽东赞成钱正英的主张。所以现在我们参观的西柏坡党中央旧址是经过迁移后按原样复建的。而在“文革”中，“淹掉革命圣地”也成为钱正英的一大“罪状”。
提起钱正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工作人员就会述说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独流减河尾闾北堤正名的一段佳话。
独流减河源自独流镇，流经大港地区，东入渤海湾。1953年我国修建大港滞洪区时，修筑了独流减河大港北围堤。
1963年，华北地区连降大雨，形成洪峰直奔天津，独流减河北围堤阻止了洪水漫溢，确保了天津市区的安全。
1964年，为开发大港油田修筑了穿港公路，使独流减河行洪功能受阻，为此，天津市对独流减河下游尾闾进行了治理，修建了北堤。但由于当年有关部门没有将该工程呈报水电部，因此水电部只承认独流减河北围堤，不承认北堤。
1987年7月，天津市第十一次防汛会议决定，由大港区、天津石化公司、中石化四公司、大港油田、大港电厂五个单位集资200万元，对独流减河北堤进行加固，但因水电部不承认北堤，使工程陷入两难的境地。钱正英闻讯后，立即亲临天津了解情况。她经过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北堤工程，说：“独流减河北围堤1963年抗拒特大洪水时，为保卫天津市建立了功绩。现在我们事业发展了，接长了独流减河下段尾闾，建起了北堤，是件好事”；“独流减河尾闾北堤已成事实，可以给它正名。”她还提醒相关部门：“独流减河的下段尾闾在接下来建设的同时，一定要预留宽敞的分洪道，否则遇到特大洪水时，仍然难以应付。”在“正名”后的数十年中，水利部陆续拨出专款对北堤进行加固，北堤成为一道坚固的天津防洪屏障。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分设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钱正英任水利部部长。她对省级相关机构的设置不提硬性要求，只强调有利于工作的原则。同年8月，钱正英在珠江流域考察调研后，在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人座谈时说：“关于水利、电力机构问题，各地不一定同中央对口，搞一刀切”；“还是一家管比较好，不划界限更有利，下边也不强调对口，请省委考虑。”2003年8月，温家宝请钱正英就西北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在国务院集体学习讲座上作专题讲解。当讲到新疆塔里木河出现断流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时，面对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数十位部长，她焦虑中更显坦诚：“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部长时的责任。”
爱才惜才尊重知识的部长
钱正英对人才的爱护培养和对科技兴水的重视，在水利水电行业也是有口皆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正英亲自前往华东地区高校动员了一批大学生参加治淮工程，她对他们既放手使用，也关心教育，经常利用晚上时间，约两三个大学生聊天，了解他们来到治淮工地后有什么感想和反映，与他们谈理想谈工作，给他们以鼓励和希望。
初担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重任的钱正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充实自己。
1955年，党政机关开展肃反运动。考虑到运动的特殊性和水利部机关知识分子较多的状况，部党组决定，由从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调任水利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不久的周骏鸣和钱正英任肃反领导小组正、副组长。一次，公安部门派员来到水利部，指控一位总工程师为美国特务，并以他的一封寄往美国的信和所附的一张正在紧张施工的官厅水库的工地照片，作为他泄露机密情报的证据，要求立即拘捕审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外还不安定的紧张形势下，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周骏鸣和钱正英都很震惊。但钱正英仔细看了那封信和照片，认为主要是向外国友人宣传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并没有泄漏机密情报，便与来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周骏鸣一起说服来人将此案挂了起来。大约一年以后，公安部门又派员向水利部通报，说此案已经了结，因为美国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已将那位接信人作为“亲共分子”抓了起来。那位受到保护的总工程师直到“文革”后去世，都平安无事，他做梦也未曾想到，早在五十年代就发生过这样一次有惊无险的事件。在肃反运动中，还有几个涉及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大案”，都在周骏鸣和钱正英的审慎主持下，避免了错案发生。
1957年，钱正英带领专家去河北省平山县查勘岗南水库坝址，要走一长段崎岖山路，当地陪同人员雇了几条毛驴，钱正英让几位专家骑上，自己坚持步行。
1960年，青年学者窦国仁获苏联博士学位回国，当时有好几个单位争着要他。因他的博士论文是以黄河为研究对象的，所以钱正英也积极争取把他要过来，但交通部坚决不同意，说窦国仁是交通部选派的留学人员，理应回交通部。钱正英又想了一个办法，让严恺去交通部交涉。严恺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兼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所长，南京水科所是水电部和交通部的共属单位，这样才留下了这个人才。钱正英为水利队伍又增加了一位青年才俊而感到庆幸，亲自代表水电部和他谈话，他的才华和对水利事业的热情都给钱正英留下了深刻印象，去南京出差常去看望。窦国仁日后成为著名泥沙及河流动力学专家，为长江葛洲坝、三峡和黄河小浪底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于1984年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文革”中以及“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钱正英意见最大、批判最多的就是她坚持“专家路线”，这从反面证实了钱正英是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和依靠专家开展水利建设的模范。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片面强调与基层、与工农结合，要求大城市的科研单位下放到农村和建设工地。钱正英无力对抗这个大形势，就提出建议，将部属科技人员相对集中下放到部属工程的建设工地，避免出现人员分散流失及难以收回的状况。因此如南京水科所的一千多人基本上就下放到刘家峡、三门峡和鱼子溪三个地方，为以后恢复正常工作保留了90%以上的技术骨干。
“文革”结束后，为吸取“75.8”板桥水库大水垮坝的教训，加强水文科学研究，水电部酝酿成立水文研究所，开始到各地选址。钱正英对筹备人员说，水文所建设要打破常规，否则你科研用房、图书馆、托儿所、食堂都要自己建自己管，五年甚至十年也不一定走上正轨。为尽快给科研人员提供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她建议把水文所放在华东水利学院里，业务和行政工作由水电部直接领导，党建和后勤工作依托华东水利学院，这样既可大大缩短筹建时间，又便于两个单位之间的业务协作和学术交流。水利部南京水文研究所于1977年成立后，相关科研工作随即就开展起来。
1980年10月，钱正英在三三〇工程局科队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为例，专门谈了“要发挥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作用”的问题。她说：“我是部长、党组书记，党政都管。要发挥其他同志的作用，但又不让他们独立工作、独立思考和独立安排，只叫他们按照我自己的话去工作，怎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呢？怎么能发挥技术干部的特长呢？”她要求工程局的书记、局长和队长们，一要尊重技术干部在技术工作中的独立性，二要支持技术干部的工作，三要能听得进逆耳之言，四要和技术人员交朋友、建立友谊。
1984年7月，水电部召开水利电力科技工作会议，钱正英在会上作主报告。她说：加快水利水电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关键是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调动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有三条：
第一条，在思想上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就要重视知识。重视知识表现在哪里？就要表现在重视人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确立了重视人才这个观点，我们就会注意发现人才，我们就会注意发挥人才的作用，我们就会注意爱惜人才。这一条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首要内容。
第二条，是我们各级领导和人事组织部门要努力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怎么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如果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人事组织部门，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他们就能够真正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合理地解决一些问题，而且知识分子也不会斤斤计较一些物质条件。
第三条，要敢于反对平均主义。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那么什么东西障碍着重视呢？就是平均主义。只要有平均主义，就不可能重视。……我们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解决这些问题，各单位领导就是要敢于反对平均主义。若不打破平均主义，就落实不了政策。
水利电力科技工作会议后，为加强干部培养，在全国水利水电系统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水利水电建设的氛围，经钱正英提议，部党组决定在华东水利学院举办全国水利水电厅局长业务培训班。至1985年，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厅局长基本轮训了一遍。
1991年9月，钱正英在2024老澳门原料网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各级干部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大公无私的立场，这是最最基本的。第二是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这是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否则你就没有辨别判断的能力，好心也会办了坏事。最后一定要能够团结人，因为个人的知识能力究竟是有限的，只有团结依靠各种人才，才能够使个人的知识能力得到外延，才能够弥补个人的不足。”
钱正英当选工程院院士后，爱才之心有增无减。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期间，她既注重发挥老院士老专家的领军作用和核心作用，也注重听取中青年专家及普通科技人员的意见，尽心尽力地培养中青年人才。如沈国舫院士、石玉麟院士,不仅全程参与六个项目研究工作，而且在张光斗院士年事已高、潘家铮院士事务繁忙的情况下，分别担任了后五个项目和后四个项目的副组长，成为钱正英最得力的“左右手”；12年间，王浩由一名为课题组做辅助工作的工作组成员，成长为课题组成员、骨干、工程院院士；邵益生由最年轻的课题组成员成长为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团队成员中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有刘嘉麒、丁仲礼、倪晋仁等，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有徐乾清、陈志恺、雷志栋、王浩、胡春宏等，而更多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成长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追求真理敢于挑战的科学家
科学的本色是真理，科学家的本色是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追求真理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创新，还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从中吸取正确的部分和有益的启示，对自己原有的观点与论据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坚持真理不是固执己见，是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在主持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时，钱正英曾说过，国家拿钱给我们做研究，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在主持西北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时，钱正英又说，工程院的项目组一定要本着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就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如果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要敢于提出意见，不管它与谁的意见不同。如果我们工程院这一级都不敢提，那么我们国家就真的没有希望了！这点在钱正英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的讲话、报告，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科学，联系实际，观点鲜明，不讲套话，不和稀泥。这也是钱正英带领的水资源系列研究团队的学术风气。
在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期间，每个项目立项或每次外出考察调研之前，她都要查阅大量文献，思考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想得很深很细很远，乃至超过该领域的专业人员。比如，在研究新疆水资源时，她向地质学家请教，罗布泊当年那么多的水是怎么积蓄的？后来又是怎样变干的？在研究浙江沿海及其岛屿的开发时，她又发问，沿海岛屿和钱塘江的大喇叭口是怎样形成的？钱塘江河口的滩涂为什么主要形成于南岸？其物质来源和形成速率怎样？……在弄清地质、气候、环境演变规律和原因的基础上，进而考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布局。
在项目组召开的每一次讨论会上，钱正英总是认真听取与会者发言，把专家的好意见、好观点记录下来。对每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她总是一字不漏地阅读，推敲每一个具有闪光点的提法及用词，重要的内容都要反复思考。对一些不熟悉的领域，她不耻下问，向报告的撰写人请教；对有分歧的问题，她也从不以领导自居，而是与有关人员以平等的态度开展讨论甚至争论。因此，水资源系列项目的综合报告，不会因为是钱正英起草、修改的，大家就不提意见、不敢动了，而是充分讨论、多次修改；也因此，在一个个思想理论的火花、利国利民的举措诞生的同时，钱正英也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
在一次讨论会上，水环境专家钱易院士认为综合报告对水污染问题重视不够而多次提出意见，并与钱正英争了起来。令钱易没有想到的是，会后钱正英主动找钱易交换看法，讨论问题。钱易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此后，可以明显感到，钱主席对水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并且公开说，在中国水多、水少、水脏三大水问题中，水脏的为害和后果最严重。她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说，钱易院士是我在水环境领域的启蒙老师。
在讨论第二个战略研究项目即西北水资源项目综合报告时，土地荒漠化与水土资源利用课题组组长石玉麟院士说了一句“这个综合报告的水平不高”，受到其他院士、专家的质疑和反对。钱正英感觉到石玉麟院士有压力，于散会后亲自登门表示安慰，并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使石玉麟院士深受感动，两人成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挚友”。在钱正英的提议下，自第三个研究项目始，石玉麟院士连任东北、江苏、新疆、浙江四个项目组的副组长，为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咨询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雷志栋院士研究团队成员杨诗秀教授说，一般来说，三种人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一是大领导，二是大专家，三是老人。钱院士既是大领导、大专家，又是老人，但却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因为她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也因此她每次的讲话和报告才都会有新意。
钱正英与杨诗秀教授
“中国水资源”、“西北水资源”、“东北水土资源”三个项目完成后，“江苏沿海开发”项目对钱正英及她的团队是个挑战。这是一个综合性更强的地区性发展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更多；也是工程院首次与国家开发银行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开展的项目，需要协调的方面和环节更多。钱正英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导向，站在国家的角度统筹研究工作，加强各方合作，使队伍始终保持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圆满地完成了该项目的研究任务。
而接手“浙江沿海开发”项目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与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洼地”不同，浙江沿海是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地”，民营经济发达，改革开放的水平很高，城乡人均收入居全国前列。项目研究的范围也与江苏不同，江苏集中在沿海陆地，浙江需要扩大到广大海域和数以千计的海岛，要真正的“下海”。钱正英也认为，与团队的其他成员相比，这个项目对自己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浙江沿海及海岛的水利问题并不突出，在研究这个地区的综合开发战略中，不是发挥自己的所长，而是需要弥补自己的所短，“但是经过大家的慎重考虑，我们还是决心迎接这个挑战，我也决心加强学习。” 结果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项目，而且不少研究成果在项目进行中就被国家及地方政府采纳。
活到老学到老的求知者
“活到老学到老”是周恩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钱正英一生身体力行的信条。
钱正英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水利作为副科仅学了点基本知识，且大学未毕业就到了解放区，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过学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尽管这是她非常渴望的事情，少年时的梦想也还不时浮上脑海。因此，钱正英长期坚持和发扬自己在战争年代养成的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的精神和习惯，一步一步攀上了科学的高峰。
自1944年参加淮河修堤指挥部走上水利之路后，钱正英随部队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地寻找和收集古今中外的治水书籍，一有空就拿出来自学。她还对照书中的描写，带一张军用地图，或骑自行车或骑马，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及主要河流都走了个遍，对照书籍，深入群众，了解淮河的历史，实地查看当地主要河流的走向与水情。所以钱正英说，我学水利、干水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大自然和人民群众。
在山东黄河河务局工作的时候，钱正英经常挤时间阅历史的和近代的治黄书籍，从贾让、潘季驯到靳辅，从方休斯、费礼门到李仪祉的相关著述。
1946年的美国留学之行因内战爆发夭折后，新中国建立前，钱正英给上级打了个报告，说全国要解放了, 感觉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领导的批复就一句话：“工作紧张离不开”。
1950年，钱正英就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回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还是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的时候，有一次长江下游工程局副局长丁福武去向钱正英作半年一次的例行工作汇报。丁福武说，长江下游崩岸很厉害，但是我们没有条件去搞混凝土护板等措施，所以下游局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感到很棘手，后来还是从群众中学到的“沉排护岸法”才解决了问题。钱正英感到很新鲜，让丁福武详细解释“沉排护岸法”是怎么回事。原来，“沉排护岸法”就是把较为结实的柳条砍下来编成笼子，把石头放在笼子里，再用柳条把一个个笼子缠起来连成“石排”，然后把串联起来的“石排”沿江岸沉到水里去，以起到护岸的作用。钱正英听后，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能就地取材，又简单易行，还便于推广，嘱咐丁福武回南京后好好总结推广，同时举一反三，多深入群众，让老百姓创造的各种治水经验能够发扬光大。
1956年，已是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还自修俄文，学习并亲自翻译了多篇苏联水利专家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水利》杂志上。
钱正英在水利部领导班子中分管工程规划、建设和防洪工作，经常出差，每次出差都要带一些业务书。每到一地，她就借来地方志和地图，晚上如没有会议，就在房间看书学习、熟悉情况，从不参加娱乐活动。
在主持三峡工程移民论证时，有一位专家给钱正英写了一封信，提到了“环境容量”这个新的概念。通俗地说，所谓的环境容量就是人口承载力，就是一亩地能够养多少人口、多少牲畜，在进行研究、分析和综合之后，可以指导移民规划和安置方案的制定。钱正英搞懂这个新概念的内涵后，觉得非常好，很重要，就把这封信复印给移民论证组专家每人一份，要求大家学习领会并运用到论证工作中。
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钱正英自走上治水之路到卸任水电部部长，从事水利工作44年，担任国家水利部（水电部）副部长和部长36年，是在同一岗位任职时间最长的部级负责人，并逐步成为专家型领导。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使她魂牵梦萦的依然是如何加快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因此，尽管工作岗位又上了一个层次，但她并没有离开水利工作，而是开始“跳出水利看水利”，反思自己作为水利部部长期间中国的水利政策。她说，离开水利部进入政协后，我结交了其他领域的许多朋友，开始“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了，就好比是照相，我当部长时，总是用近镜头看水利，而退下来之后就开始照远景，更全面地看问题了；“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有片面的地方。我竭力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当年的失误或做得不够的地方补足。”
于是，钱正英笔耕不辍，以“冷静地思考过去，全面地分析现状，认真地探索未来，从中认识中国水利的规律”为宗旨，于1991年和1992年先后编著出版了97.7万字的《中国水利》和4.5万字的《中国水利 历史•现状•展望》，其中《中国水利》英文版已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充实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技术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水利的内涵，1992年主编出版了146.5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2000年，50.2万字的《钱正英水利文选》正式出版发行。
“活到老学到老”是钱正英身体力行的人生信条
1998年，钱正英看到世界经济研究所桑得拉·泼斯特先生所著的《最后的绿洲》（《THELASTOASIS》）一书，内容是介绍国外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用水再循环、城市废水处理以及城市节约用水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方法。运用这些先进技术和方法，农业可以减少10%～50%的用水，工业可以减少40%～90%的用水，城市可以减少30%～40%的用水，而且丝毫不影响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钱正英看后深受启发，认为弥补了自己以及国内水利行业在上述领域认识和技术上的不足，如能借鉴和推广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用水效率，于是摘译了书中的主要章节共1.1万字，以原文中的一句话“发动一场提高用水效率的革命”为题，分六次发表在当年5月12日至18日的《参考消息》上。
钱正英不仅把这种热爱学习的习惯贯穿于数十年的治水经历中，而且一直保持到晚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一刻没有停止对水问题的思考。一次，她患皮肤过敏，治疗中因疗效不明显而一再加药，病情愈重，后减少用药反而逐步痊愈。她由此想到，过去我们治水都是做加法，很少做减法，不讲辩证法及自然规律，其结果就往往顾此失彼或事与愿违。
钱正英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时，遇到难题和不了解的事情，都会虚心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请教。如遇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西北冰川问题，就向施雅风院士请教；遇到地质方面的问题，就向刘嘉麒院士请教；遇到农业、植被等问题，则向石玉林院士请教……专家们都感叹，她的兴趣之广泛，求知欲之强烈，以及孜孜不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是年轻人都不能及的。2010年“浙江沿海开发”研究项目立项时，钱正英已87岁高龄，但为了弥补海洋知识的缺乏，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好几本海洋地理、海洋规划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东海的特点、杭州湾及东海岛屿的形成等专业知识。在一次项目组会议召开前，钱正英高兴地对专家们说：“我现在已经入门了！”她在学习新知识上所表现出来的勤奋和毅力令专家们动容。
钱正英从不收礼，因此与钱正英熟悉的专家学者在和她的日常交往中也从不给她送礼，但有一样物品除外，那就是专业书籍，你送给她，她会非常高兴。如果专家学者出版了新作，你不送她，她知道后会打电话跟你要。钱易院士在一个座谈会上说，钱正英有一次打电话向我要两本我新出的书，我送到她家，交谈中她问了几个很专业的、行业外的人一般提不出的问题，果然，我在她的书橱里发现还放有几本水污染处理方面的书。在场的其他院士、专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书她都要了，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在要！对刘昌明院士的专著《土壤·作物·大气界面水分过程与节水调控》和张杰院士主审的《水健康循环原理与应用》，钱正英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这两部专著推荐给水利界，以推动水利学科向边缘延伸。
2016年5月，钱正英的秘书告诉笔者，直到现在，她每天午休后，都要看一会儿专业书籍，并坚持边看书边思考边做笔记。她一直备有两个笔记本，一本用作政治学习，一本用作业务学习。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正英于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年74岁。
一次采访中，谈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笑着对笔者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当院士，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工程院院士自发写材料推荐的”；“我是个‘三不’水利专家，大学上的不是名校，读的专业也不是水利，而且还没有毕业”。
钱正英对笔者说：“我是个‘三不’水利专家”。
但是，就是这位自己没有申报、由别人推荐的“三不”水利专家，经过近一年时间前后两轮，多次小组、大组和全学部讨论评审，数次投票遴选，最后由全学部41名院士进行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
据中国工程院年鉴（1994-1997）记载，当年增选院士接收全部有效候选人883名，第一轮评审遴选后，有216人进入第二轮，三个月后再进行第二轮评审遴选，116人最后当选院士（其中女性6名）。那年，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接收有效候选人为95名，经过第一轮评审，33人进入第二轮评审，有16人当选，钱正英是该学部当选的唯一女院士。
关于钱正英当选院士的标准和条件（即工程科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中国工程院有一段对内对外介绍她的文字，被认为是权威、准确的概括，这里全文引录如下：
主持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办法。主持编制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理、规划和全国水利建设长远发展纲要。主持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起草工作。主持审定、决策了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并具体参与研究解决建设中重大技术问题。主持领导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主编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中英文版）等。
钱正英当选院士后，亲笔写过一篇“自述”，其中写到她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最高学术称号的心情和态度。她是这样写的：
就我个人来说，从当初放弃专业参加革命到现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确实是始料不及的。一方面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又感到万分惶恐。恐怕我是工程院中学历最低的院士，今后只有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求不辜负这个最珍贵的称号。
三年后，77岁的钱正英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十七年后，91岁的钱正英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一再诠释了她“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决心和“不辜负这个最珍贵的称号”的承诺。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