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真心切“自报奋勇”担大任
“以小促大，以虚带实”专题调研
一份历史性的知识分子工作“送审稿”
关键是落到实处
助力解决中断十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情真心切“自报奋勇”担大任
1990年是国际风云变幻之年。这一年，我国的知识分子工作，又一度经历思想认识上和实践中的困难期。
“今年三月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问题反映强烈”。这是1990年《中共全国政协党组报中央的《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据实直陈了当时我国知识界的状况。
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刚一闭幕，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怀着怕“下次会议不好交代”的急切心情，就那个“反映强烈”的知识分子问题亲笔写下两页纸的信，郑重向政协主席李先念和常务副主席王任重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钱正英的信开宗明义先说了写信的原由，她是这样写的：
先念、任重同志：
这次政协会开得很成功。我感到会上最集中的呼声是两条：一是反腐败，二是落实和改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先念同志的讲话，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得到热烈的掌声，是会议的极好总结。但是，在今后如何将这两个问题推动解决，还需很好地做工作，这样才能将会议造成的形势巩固发展，否则下次会议不好交代。
鉴于此，钱正英紧接着提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可否由几个有关的委员会如科技、文教、医卫体等选派若干人，组成一个专题组，进行调查，提出报告，送主席会议审议。这个工作，由于医卫界的科学家在春节前提出此要求，在这次大会上，科技界做了大会发言，我征求钱学森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科技委主任）的意见，他很同意我们两个委员会联合起来搞，如能由方毅同志（国务院原副总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挂帅，三个委员会联合搞，那就更好了。我自报奋勇，可以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细数以上这段建议文字，只有一百五十几个字，而实际上是一个完备的实行方案，既体现建议人钱正英的深思熟虑、处事周全风格，又让人从中感触到她那一贯具有的担当精神。
钱正英的信是1990年3月31日写的，离政协七届三次会议闭幕不过半个月，足见她对解决关系国家大局的知识分子问题，所抱持的急切心情。同样，受信的两位政协主要领导也都有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感，在钱正英递交信件当天，王任重阅后先写下批语：“我打算在下周召开一次党组会，大家商议。请先念同志批示。”两天后即4月2日，李先念批示：“赞成，请任重同志召集党组会议商议。”又过一天，即4月3日上午，全国政协党组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钱正英的建议，会议由王任重主持，方毅、谷牧、杨静仁、马文瑞、胡绳、钱正英、司马义·艾买提出席，李先念、康克清、钱学森因事请假。政协党组会经过讨论，作出了以下决议：
会议讨论了钱正英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断层问题调查的建议，决定由方毅同志牵头，钱正英同志具体负责，组织教育、科技、医卫体三个委员会联合进行调查研究。从这三个委员会中各抽出二三名人员，组成一个小型调查组，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与有关部门沟通，然后向中央写一报告，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争取切切实实解决一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其实，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反映强烈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反腐败，钱正英在3月31日的信中也提出了建议，并且列在知识分子问题的前面作为第一项。她写道：“反腐败方面，可否设想在常委会下增设一个廉政监督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开展相应的民主监督工作”。但鉴于增设机构的复杂性等原因，担心因此而影响知识分子问题建议的进行，她在信的末尾，特意说明自己对两项建议的处理态度：“第一项（即反腐败）供参考，第二项（即知识分子政策调研）请核批。”后来的情况是，由于“第一项要慎重”的批示，第十四次政协党组会议未将反腐败列为议题讨论。
“以小促大，以虚带实”专题调研
落实政协党组会议决议，钱正英是雷厉风行。仅几天时间，一个跨越多个领域的小组，在钱正英的催促和紧锣密鼓地张罗下顺利组成。全组共有16位政协委员领命报到，他们来自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医药卫生体育、经济、提案五个专门委员会，钱正英任组长，还有三位政协常委兼三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任副组长，他们是科技委副主任钱三强、教文卫委副主任张文寿、经济委副主任谢华。
钱正英上任组长后，先想到给小组起个合适的名称。如果叫“调查组”，按照以往的习惯做法，往往限于搜集一堆数据和情况就算完事，但这次不同，她3月31日信中和政协党组会议已经明确要“向党中央写一报告”，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那就不能仅停留于数据和情况，而应在深入调查掌握一手情况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分析研究，集大家智慧提出针对性的认识、主张和办法，供领导决策。根据这样的任务，由钱正英提议并经全组讨论，最后定名为“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专题研讨组”。
专题研讨组的八字工作方针----“以小促大，以虚带实”，也是钱正英反复推敲概括出来的，大家认为很恰当很到位，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正如专题研讨组在总结半年工作时共同体会的：“专题组确定‘以小促大，以虚带实’的方针，研讨过程中既从宏观高度着眼，就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意见和建议，又注意随时解决调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小结合，虚实相生。”
钱正英不满足于这些，年近七旬的她仍身体力行亲自到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科研单位和高校，去作实地调查研究，问情况听意见出主意。如专题研讨组刚一成立，她就首先到中国科学院，了解高端科技人才“断层”情况，并且主动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了中断十年之久的学部委员增选难题（后节专述）；她还多次约请有关方面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直接听取对知识分子政策现状的意见和要求。
钱正英与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研讨问题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尽早见到效果，钱正英和几位副组长商议后，决定改进大集体调研方式，将16位成员分成几个小组，侧重不同问题开展调研和情况分析，而后全组集中讨论，各抒己见，达成共识。专题组内部研讨的氛围和组长钱正英的民主作风，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时过27年后，当时的专题组成员、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现已年届8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佛松，回想起来，还感触颇深地说：“接触过不少领导人，像钱正英同志那样没有架子，能真正平等讨论问题，听得进意见的不多。她自己爱动脑子想问题，很有见解，但不以自己的意见压人。在她这样的民主作风下，专题组每次讨论会，气氛很轻松，大家畅所欲言没有顾虑，但又不是形不成共识，因为钱正英这位大姐能循循善诱，集大家意见做出总结，能服人。”
副组长钱三强通过与钱正英一段时间共事，曾经在专题组全体会议上讲过一段话，虽然记录下来很简短，但同样很有代表性。他说：“在钱正英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小组在工作上以小促大，虚实结合，工作方针正确，方法对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份历史性的知识分子工作“送审稿”
工作节奏快，效率高，是钱正英领导专题研讨组的另一个特点。她经常向几位副组长讲，有时也在全组会议上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拖不得，要赶紧先出一个东西，让大家有所遵循，安定人心。一段时间里，年届77岁的副组长钱三强被“逼”成了大忙人，不是走访调查，就是开会研讨，还经常应约和组长钱正英通电话或由司机传递条子，他几乎顾不上身兼的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等这些工作了。钱三强交代秘书说：政协那边钱正英同志抓得很紧，别的事情能放的就放一放，能请假的就请假。但凡专题研讨组的会议他从不缺席。
就这样，专题研讨组从1990年5月中旬正式进入工作，仅一个来月时间，就出了一个重要成果，这就是钱正英和政协党组主要领导非常看重的“送审稿”----实际上是代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过程，进行过多少次讨论修改，无法具体知晓，正式见到的排印清样是同年6月13日，当天作为“特急件”直接送达每位专题组成员，并随稿附有出席6月16日钱正英主持专题研讨组全体会议的“通知”，会议将对“送审稿”作最后一次讨论，定稿后呈交政协党组。钱三强拿到清样后连夜细读，一边看一边用钢笔点点划划，在他参加16日讨论会后又把稿子带回，并且写了个“存”字交秘书保管，现在成为一件珍贵的史料。
最让钱正英和专题研讨组成员感到欣慰的是，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同年8月14日将“送审稿”改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90]14号）印发全国。不仅标题一字未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文件结构和内容，特别是一些基本观点和提法也都采纳了。对照“送审稿”，中央文件只是语气平和了一些，提法更准确简洁一些，全文由原来的五千多字减至四千多字，仍然是一份不多见的中共中央发的长文通知。好在中央通知完全依照“送审稿”分为九节，每节都有醒目的黑体字题目，这里据印发的中央通知逐一照引如下：
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它放到重要日程上来
二、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立足点
三、深刻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把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四、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五、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
六、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七、要长期不懈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八、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
九、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干部要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
中央通知末尾一段话，同样至关紧要：
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在近期内认真检查和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工作情况，提出今后改进工作的主要措施，并于年底前向中央作出报告。今后，要把知识分子工作情况作为检验和考核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每年集中检查、总结一次，不断改进工作。
收录了“中发[1990]14号”文件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以上内容，自然会感觉到钱正英和她主持的专题研讨组，在对待当时“反映强烈”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所用的心思，同时还能体会到她为专题研讨组确定“以小促大、以虚带实”工作方针的实际意义。比如，钱正英和专题研讨组同志从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史中深切认识到，能否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是历史教训和现实问题之源，必须观点鲜明地坚持这个正确的基本估计，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会发生大挫折。因此，“送审稿”用两节篇幅加以突出强调：一节写“坚持党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是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立足点”；紧接着再写一节，“正确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把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关键”。联系到1990年所处的特殊环境条件，钱正英主持写出这样一份文件，尤其难能可贵，意义非常。
中央14号文件下发后，一时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科学院许多科学家听了传达后，形象地比喻说“吃了定心丸”，又可以踏踏实实搞科学研究了。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颗“定心丸”出自并不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全国政协，更想不到是由钱正英“自报奋勇”领导专题研讨组为党中央写成的。
关键是落到实处
对于中央14号文件，普遍反映好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大家担心能不能落到实处。这种担心，在专题研讨组内部会议上明确表达出来，是科技界的代表人物钱三强。
那是中央文件下发不久的1990年9月7日，在钱正英主持专题研讨组各小组组长会议时，钱三强发言讲到：“最近参加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总的印象应该说是很好的，对知识分子问题，多年没有这么重视过。但关键是落到实处，对此又有点担心。”他还特别列举了目前年轻人才缺乏，青黄不接，而短视行为普遍存在，把远期的东西忽视了，对教育与科技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种种现状。钱三强的一席话，在专题研讨组引起了共鸣，科技界的政协委员、国家科委原秘书长、专题研讨组文件起草人之一吴武封等也相继插话，表示对知识分子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担忧。
殊不知，组长钱正英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她并且早已把促使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作为专题研讨组的工作目标，而不仅仅满足于写出一份文件。她明确告诉全组同志：“完成的工作只是我们这个组工作的一个阶段。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们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
经过讨论，专题组确定对科技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和研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其间，钱正英和专题研讨组先后约请中央组织部、劳动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听取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为了掌握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手情况，钱正英和专题研讨组深入实地调研，重点了解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情况；还几次召开座谈会，直接听取部分政协委员、大学教授、科研院所专家的意见和要求。根据广泛了解的情况，钱正英主持专题研讨组全体会议进行讨论，集思广益，写成了《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并于1990年11月24日以全国政协党组名义呈报党中央。
这份长达8000余字的文件，既讲述原则性的问题，又提出许多当务之急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具体措施，还附了两张简明的统计表格，这很能说明钱正英和专题研讨组的认识高度、负责精神和工作态度。文件起草人之一吴武封后来向科技界介绍情况时讲过，这份建议稿是由钱正英同志几经推敲、把关定稿的。为了还原和记取那段不寻常年月的历史，这里对“建议”作部分引录。先读一段开头语：
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后，专题组进行了认真学习，并组织了一系列座谈。大家认为，为了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必须抓紧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诸如，依靠本国科技力量不够，科技投入不足，大批科技人员无用武之地；工资待遇过低，住房严重不足，医疗保健工作跟不上，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总的看，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就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很多方面还没有得到落实。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问题，但由于很多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知识分子对此信心不大，甚至持消极观望态度。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而且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同时，能否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和吸引留学国外的科技人员回国工作，关键也在于落实好国内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国内知识分子的作用。关于高校教师队伍不稳定和“断层”的调查报告，已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呈报中央，现就如何逐步改进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综合提出建议，希望在“八五”计划中考虑。
“建议”接着写了四部分内容，即：一、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重视发挥本国科技人员作用；二、增加科技投入，为科技人员献身四化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条件；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切实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四、通过试点，推动全局。其中第三部分，就住房方面、工资方面、医疗保健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逐步改进措施。“建议”最后写道：
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在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来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同时，不可没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必须使全党认识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同心同德，在国民经济‘八五’乃至今后的中长期规划中，深谋远虑，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实际问题做出必要的决策，并迅速付诸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期收效于他日……。
在“建议”写成报送中央时，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也专门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希望抓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信中写道：“在这方面，不仅要看得准，而且要抓得狠。要统一规划，统一认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落实。不仅科技人员，整个知识分子问题都要处理好。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吸引和鼓励他们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先念年谱》收录了李先念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这封信
钱正英主持写成的《关于改进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建议》，虽然没有像前次呈报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那样由党中央转发，但它所强调的精神和意见，以及提出的许多改进措施，在后来制订国家“八五”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采纳，为知识分子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助力解决中断十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我国的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制度，建立于1955年，时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实际上等同我国的最高学术称号。涵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233名专家学者，被选聘为首批学部委员，名单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于1955年6月3日公布。
第二年即1956年初，在党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知识分子所作的基本估计。随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将其确定为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基本性和长期性的方针，在全国贯彻实施，带来了学术界的新气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5月进行了首次学部委员增补工作，共增补了21名学部委员，其中有回国不久的力学家钱学森和郭永怀、声学家汪德昭、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数学家吴文俊、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与此同时，还有了增选学部委员今后要形成制度的设想。全国开展“反右”后，增选设想就此中止。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学部制度被批为“修正主义专家路线的产物”，遭到彻底“砸烂”，学部委员几无例外地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新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继而学部活动得以恢复，并于1980年在全国增补了283名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总人数达400余人，平均年龄由增补前的74岁降到65岁。
但自此以后，因为国际国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党内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被形容为知识分子政策“晴雨表”的学部委员增选，又中断了，学部活动及所承担的咨询工作均处于停顿状态。
过了整整十年，到1990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初次接触到这一现实状况。那时，她正“自报奋勇”主持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专题研讨组”，就落实我国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等，进行调查与研讨，准备向中央写报告。协助她做调研工作的副组长钱三强在一次小组会上讲了学部委员增选又十年停顿，造成高端人才“断层”的严峻情况，以及科技界为之忧虑的心情。
钱正英第一次听到学部委员增选又十年停顿，感到很惊讶。她会后问钱三强：“为什么会这样子，是科技界意见不一致还是什么原因？”
“增选学部委员大家看法是一致的，也多次报告过，但得不到明确指示，无法进行。”钱三强回答。
钱正英意识到，学部委员增选中断十年，可能关系到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且符合她给调研组确定的“以小促大，以虚带实”工作方针，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久拖不决的问题。
1990年5月初的一天，钱正英在钱三强陪同下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听取了院长周光召和学部联合办公室负责人所做的有关情况介绍后，她提出建议：要解决中断这么多年的学部委员增选，看来一份公文难以奏效，可以考虑请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先以个人名义给李鹏总理写一封信，我看三强同志很适合写这封信。她并且又自告奋勇地承诺，这封信将由她负责转交。
钱三强当即表示愿意写这封信。他在交代自己的秘书兼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葛能全起草信稿时，特别根据钱正英的授意嘱咐道：“信要写得恳切，要有理有据有情，文字又不能长。”
5月7日，钱三强亲自改定签署给李鹏的信，只有千把字。
信是这样开头的：“李鹏总理：我以科技界一个老兵的名义给您写这封信，反映科技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后写道：
1955年学部成立时，学部委员年龄不过四五十岁，在科技界各个领域起着带头人作用。但目前现状却不同了，平均年龄超过75岁，现322位学部委员中，50岁以下的竟无一人，60岁以下的也仅有十几人。虽然大家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都很想再为科技繁荣、祖国富强多出把力，多数人毕竟年事已高，力难从心。我们自己也常常为此感到焦虑，希望能尽快改变这种“断层”状况。从多方面情况考虑，目前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增选学部委员是比较可行的。增选学部委员不仅是迫切需要和普遍要求，而且也完全具备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全国各条战线，国家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中，都涌现出一大批有学术造诣、有突出成就、有奉献精神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可以相信，把这批优秀专家增选进学部，不仅可以大大增强学部工作活力，解决“断层”问题，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同时也会进一步激励和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钱三强年谱长编》收录了这封信
钱正英转交钱三强信后不到一个月，6月2日，李鹏总理在办公室约见周光召谈学部委员增选问题，钱正英自始至终参加谈话。最后，李鹏同意进行学部委员增选，让科学院正式写报告。科学院报告呈报后，很快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增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增选了210名学部委员，分布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个部门，43所高校和114个研究机构，使得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下降了4岁，60岁以下的达到111人，50岁以下的也有12人当选，最年轻的只有42岁；明确了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首次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人选标准和条件，并实行了推荐、初选、评审和民主投票选举等程序性的规范操作。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钱正英对学部委员增选中断原因，事先做了调查，情况了解得细，问题把握得准，所写报告要求提得明确，国务院在批准这次增选的同时，同意以后每两年增选一次，不再报批，从而实现了学部委员增选的制度化，解除了大家担心再发生“中断”的后顾之忧。
正是有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现实要求，学部建立37年后的1992年，终于产生了第一个内部法规性文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后改名“院士章程”），改变了长期无章可循的状况。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基础，以及经验和认识的积累，为两年后在我国实行几经周折的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钱正英向来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习惯抓大也不放小，尤其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问题，想得周全和到位。在6月2日李鹏总理约谈的时候，钱正英还出乎意外帮助解决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文革”遗留问题，就是1955年开始实行而“文革”中被取消了的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那天谈话快结束时，钱正英主动向李鹏提出她了解到的学部委员补贴问题，认为这属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遗留问题，应该予以恢复。李鹏过去不了解这个情况，他听后即表示同意恢复，并决定从下月即7月起由劳动人事部发放。
钱正英担心事情被耽搁，她又特意交给钱三强一个手写条嘱咐催办：
三强同志：
上次李鹏同志接见周光召同志时，谈到恢复学部委员的100元津贴可从七月一日起执行。因此，请转告他们抓紧办理手续为好。
正英即
钱正英给钱三强的手写条及钱三强在条上的批语
在钱正英的关心下，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津贴很快得到落实，后改为院士津贴，实行至今。
（钱恂熊）